名人名作 | 史卫民《元代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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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政治思想史》讲的是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赶跑了元朝末代皇帝妥飀贴睦尔，建立大明王朝，前后163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轨迹｡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吞并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的革新，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的国家——秦王朝起，声威远播，各地都称“秦”为中国｡从此，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多民族国家，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即使在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年代，这种目标追求也没有中断､停止过｡
例如，公元407年，匈奴首领勃勃自立为王，建立大夏国，并于413年在今天陕西靖边城北建立了都城｡他自己为都城取了个“统万”的名字，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同年，又下诏改姓赫连，其曰:“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一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为了“统一天下，君临万邦”而将都城定名为“统万”；为了示以正统，而令宗族支庶改姓“铁伐”，这些都表明赫连勃勃俨然以“正统”自居，要“统一天下”了｡
可见，中华文明的基因赓续不辍，不因分裂割据而中断，关键在于她所依托的农耕文明较之于狩猎､游牧文明的先进性｡
秦汉以后，“大一统”局面屡遭破坏｡从三国争雄到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后，便是人们所熟知的东晋､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割据，民族纷争｡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融合迅速的时代｡其后，隋､唐的“大一统”，赢得中华文明一个半世纪的光辉灿烂｡然而，公元775年的安史之乱，又一次打破了“大一统”格局，历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等，南北对峙，分裂割据了500年，直到1276年元灭南宋，中国才复归于“大一统”｡因此，元朝的建立，重启了中国“大一统”的新历程｡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了｡昔日互相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是整合元代政治思想史学科资源､规训元代政治思想史的边界和准则的重要前提｡
在13世纪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过统一的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都是汉族所建立，控制地域虽逐渐有所扩大，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得大一统不易，守大一统更难”｡而由少数民族或奔袭大河上下，或驰叱大江南北，把台澎､云南､吐蕃､西域统统纳入版图，实现空前“大一统”的元王朝，却不以为然｡不把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的史事划归元代正书，计算元朝统治时间只算89年，称“文化上仍无多大进步”，“在思想史上仅成为南宋哲学之余烬而已”，诸如此类，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为此，我们不妨另辟蹊径，如本书作者所言，实事求是地从“统治观念之变”“政治理论之变”“政治态度之变”“重要政治观念之变”等四个层面，对元代政治思想史的轮廓作出创新性地描述｡由此，还须强调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13世纪初，大蒙古国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之间的猛烈碰撞，成就了成吉思汗草原帝国统治思想｡他们笃信“天命”，崇尚武力征服，遇有反抗即“屠城”；奉行全民皆兵，倡导事主尽忠､宗族共享富贵､服从“扎撒”（法令）等信条｡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几代大汗的惨淡经营，蒙古高原和北中国大地归于统一｡但是从窝阔台汗起，“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乱象愈演愈烈，直到忽必烈汗集中力量进行南方的战争，征大理，灭南宋，并吐蕃，设立台澎巡抚司，才真正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500多年的分裂割据，实现史无前例的“大一统”，是为“武统”｡
二是在草原帝国统治思想､农耕王朝统治思想的博弈过程中，忽必烈的“祖述变通”最终占据了上风｡“帝中国，当行中国事”“附会汉法”，改元建号，立朝仪，建都城，立法度，正纲纪，罢世侯，行迁转，击豪强，黜脏吏｡在灭南宋过程中，“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三令五申，“降不杀人之诏”，标志着国家统治从“大蒙古国的大汗”向“元朝皇帝”成功转型，加强“文治”，使天下一新｡
然而，好景不长，完成“大一统”之后，忽必烈的鼎新革故的思想被“稽列圣之洪规”的保守主义倾向所替代，一面“附会汉法”，一面又沿用蒙古旧制，以至在体制方面，如税粮制度､军人待遇､刑法制度等呈现出“南北异制”｡非但如此，在频繁地海外用兵的同时，还疏远､冷漠了推行“汉法”､倡导“治道”或“善政”的汉人或南人臣僚，重用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为代表的“理财派”，主张用增加赋税和检括钱粮的方法，使朝廷快速营利，并设立尚书省作为营利的制度保障｡这些应视作完成“大一统”伟业的忽必烈思想转变为保守主义之后，在“王朝治理”上的若干败笔｡
三是忽必烈之后，继位的成宗铁穆尔（1294—1307年在位）公开宣示“政治守成”，为元朝中期政治思想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只有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崇尚“重利”，喜欢“急政”｡接着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1320年在位）革除武宗各种弊政，倡导“文治”，恢复科举，营造“理学政治”，却遭到皇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尔的干扰与破坏｡接下来的是英宗硕德八剌（1320—1323年在位）力主破除“权臣政治”，宣布要“政治维新”，延续“理学政治”｡其后，是借“南坡之变”登上帝位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323—1328年在位）开经筵､发展“文治”，奉行“守旧政治”｡泰定帝去世不久，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战争｡文宗图贴睦尔（1328—1332年在位）曾让位于其兄明宗和世㻋（1329年在位八个月），和世㻋随即被谋杀，文宗复即位，“以文饰政”，通过编修《经世大典》､设立奎章阁学士院来粉饰门面｡文宗去世前曾留下以明宗之子继承帝位的遗言，先即位的是宁宗懿瞞质班（1332年在位仅两个月），后即位的是顺帝妥飀帖睦尔（1333—1368年在位）｡当顺帝还处在幼帝阶段时，朝廷奉行“权臣政治”，燕铁木儿主张“善权”，保持“文治”与“善政”的政治取向；而伯颜主张的则是蠹坏朝政的“恶权”观念｡这时的顺帝“不问政”｡在朝廷清除伯颜势力以后，顺帝依然没有“亲政”兴趣，还是权臣主政｡此后，先是脱脱主政，宣称“与民更始”；阿鲁图主政，重文治，完成辽､金､宋三史的编纂､颁布《至正条格》､实施奉使宣抚；朵儿只､太平主政时，“重善政”；脱脱再次主政时，更要“大有为于善政”｡
总而言之，忽必烈逝世后，继位诸帝宣示“政治守成”，基本上延续了他所确定的政治思想路线｡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倡导“文治”，崇尚儒教，重儒臣，开科举，将朱熹的著作列为考试的基本用书，以朝廷认可的方式确立理学政治理念的官学化，承前启后，前有南方学者赵复来燕京建太极书院，向北方学人传授朱熹理学学说，并将之喻为“王道之学”；后有在赵复影响之下，郝经､许衡､姚枢､窦默等共同研习朱学，强调“奄有中夏，必行汉法”｡进而南北合流，刘因､吴澄挑起大梁，使理学政治理念系统化､官学化，成为元朝中期主流政治思想，左右着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发展｡
引自《元代政治思想史：全三卷》序
作者：白钢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91801
2021年11月
定价：680.00元
本书从统治观念之变、政治理论之变、政治态度之变、重要政治观念演变阐释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展示了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全景性关系。上卷三编，第一编主要呈现蒙古国时期草原帝国统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王朝统治思想的碰撞；第二编突出展现元朝建立和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吸纳和应用农耕王朝政治思想；第三编重点陈述国家大一统奠定了开明政治的思想基础，带动了南，北理学政治思想的融汇。中卷为第四编，所要表述的是元朝中期文治成为主流政治观念，理学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官方确认。下卷为第五编，着重说明元朝后期的反文治、毁治道思想逆流，尽管未能被文治和救亡图存的观念所阻遏，但是治世或救世思想在王朝灭亡的危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者简介JIAN JIE
史卫民，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府理论、公共政策、元史等领域研究，近年出版和再版的主要著作有《政策民主》（1一4部）《大一统》《元代社会生活史 》，以及合著的《中国政治发展范式的选择》《元代政治制度史 》《元代经济史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 》中国大通史 •元代卷》等。
史卫民著作推荐
《元代政治制度史》
陈高华、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2613-1
2020年10月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元大都元上都研究》
陈高华、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2154-9
2020年10月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两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代两都的建造、城市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述。大都的建造为今天的北京奠定了基础，上都则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草原城市。《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史、蒙古史、中国都城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经济史》
陈高华、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2612-4
2020年10月
本书全面、系统论述元代的经济状况。指出全国的大统一，对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元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元代的经济生活，以中原传统的制度为主，但又掺杂大量蒙古“舊俗”，造成管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矛盾，导致元朝在统一以后不到百年便趋于灭亡。
《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
陈高华、史卫民 著
ISBN：978-7-5004-6059-6
2007年4月
《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上下）》对元代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环节做了系统的论述，力求全面反映元代社会经济的面貌，并阐明其在古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作者长期从事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本书便是他们研究心得的总结，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本书的出版对元代经济史以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元代社会生活史》
史卫民 著
ISBN：9787500418092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元朝的统治虽然只有一百余年，但是在空前的“大一统”局面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本书共分为16章，前3章介绍元代社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地政区划、生态环境、人口和民族分布等方面的内容，并重点说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交融给元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第4章专门介绍元代婚姻家庭状况和婚礼习俗。第5章至第11章记述衣、食、住、行方面的内容，并根据元代的特点，特别用3章分别介绍皇室住房、城市住房和乡村专述元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丧葬习俗。最后的3章，则分别介绍伦理道德、社会禁约、礼节、岁时风俗和娱乐等方面的内容。书后附参考图片60幅，主要选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中国内蒙古—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等图集。
《政策民主.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0067-4
2017年9月
政策民主”是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因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在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还没有人使用这样的概念。将“政策民主”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主理论，强调的是将“政策”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可以构成一种不可或缺的民主形态。全面认识“政策民主”，不仅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也对改善中国的政策过程有重要的帮助。
本书是“政策民主”的第一部，其内容是“政策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溯源”。通过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对政策与民主关系的看法，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认可政策与民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还就这样的关系提出了五种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即巴黎公社范式、苏维埃范式、计划经济范式、民主集中制范式和改革开放范式。“政策民主”理论不仅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源”，还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政策民主.第二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0585-3
2017年9月
本书是“政策民主”的第二部，其内容是“政策民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学“溯源”。通过整理西方政治学学者的相关论点，可以发现从古希腊开始，政策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已经进入学者的视野，并且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西方政治学学者中形成了解读政策与民主关系的直接民主、意见表达、防止专制、代议制民主、法治、精英决策、官僚决策、行政民主、决策民主、多元民主、公共选择、组织决策、治理导向、民主政策科学十四种主要的理论解释范式。“政策民主”理论在西方政治学中，也能找到“源”和相应的理论基础。
《政策民主.第三部，理论体系的构建》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0128-2
2017年9月
本书是“政策民主”的第三部，其内容是“政策民主”理论体系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理论范式和西方政治学十四种理论范式基础上建构的“政策民主”理论体系，不仅对“政策民主”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还就权力、权利、价值、社会、信息、参与、法治、制度、程序、文化等范畴涉及的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解释。“政策民主”与其他民主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在书中也有概要性的介绍。
《政策民主.第四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
史卫民 著
ISBN：978-7-5203-2889-0
2017年9月
本书是“政策民主”的第四部，其内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民主”实践发展的总体说明，涵盖的时间是从1976年10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终止，即中共“十大”后期至“十七大”时期。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再现不问时段的政策民主实践场景，不仅展示了实践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和基本经验，也指出了未来实践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并强调政策民主实践的发展既丰富了中国的人民民主理论，也对推动中国民主的系统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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