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周，我没有写文章。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结果焦虑了一周。明明知道没有希望了，还是想再努力一把。试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我甚至抱着侥幸，盼望这不是确切的结果，因为我至始至终没有收到通知。

可惜，一切都在昨天画上了一个句号。

昨天此时，小郑被执行死刑。而就在他被执行死刑前，被害人家属又出具了一份谅解书，希望最高人民法院不要执行死刑，留他一条生命，但已经回天无力。我没有去广州，我也不敢再见他，不敢看到他求生的眼神。我上次去会见他的时候，我还告诉他希望很大。一切变化太快了。他的二姐，在电话那头哭得无法说一句完整的话。

我很难过，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执业十几年来，代理过很多死刑案件，大多数都是二审改判了，这是第一起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而他却是这么多案件里最不该死的那个。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给死刑犯辩护？我当时接手这个案件二审的时候，也曾经犹豫过。因为他一审已经被判了死刑，后面程序肯定很凶险，何况，被告人家庭非常贫困，也付不起律师费，毫无背景和资源。但我还是执着于想寻求真相，我总觉得，雇凶杀人，雇人的那个不判死刑，动手杀人的那个没判死刑，没有动手杀人的他被判死刑不合逻辑。雇主萧某有强大的律师团，可以把萧某从最初的第一变成第六，把小郑从第四推到第一，可以把很多不利的证据在开庭前就消灭掉，可以在一审翻云覆雨，可以威逼利诱让小郑去扛罪，哪里还有什么公道？

明知九死一生，明知要向虎山行，我还是走了这一步。若为金钱，为利益，甚至为名声，我都不该接，但为公道、为正义，却应该做。

从会见小郑的第一面起，我就开始慢慢进入他的人生。

小郑1988年10月4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普通农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家里很穷，郑父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为生。他户籍上面写的是初中文化，实际上只是小学毕业，中专只念了一个学期就去打工了。先是到汽修店打工，做得很辛苦，父亲不让他做，又回了老家。19岁他就结婚了，后来陆续生了三个孩子，因为有负债，日子过得很清苦。

21岁那年，小郑去了重庆，开定向面包车，租金230元一天，一天至少开十二个小时，很辛苦。因为父母在老家又没有人照顾，所以后来还是回了广西老家。郑父借钱给他承包了一辆出租车，经常到车站和飞机场，当地都有地头蛇，都是要收保护费的。他很玩命地去开，有一次因为疲劳驾驶，回来高速上翻车了，撞到桥墩后翻到水沟里，车子报废，人差点死掉。后来不敢开了。

小郑想挣钱养孩子，后来有朋友说在广东梅州有土方工程，他表哥过去谈判，签了合同。表哥从南宁调钱，调了十几万，调了钩机、车队、开工。可是几年都没拿到钱，老板罗某一直拖，前后一共欠了他20万，都是他的血汗钱，过年了只打给他打了两千块钱。吵过几架后，罗某介绍说，广州有个老板开价70万想做掉一个人，你接的话，钱从里面扣，后面还有大工程，不用招投标，直接给你做。

小郑想要回工程款，就稀里糊涂参与了绑架，但他却不敢杀人。雇主电话遥控指挥，让他们在哪里停车，哪里动手。他当时开车，开着免提，车后座的韦某听到了，擅自动手把人杀了。老板事后还跟他们要尸体照片，说见到尸体照片才能拿尾款。小郑想不明白，雇凶杀人的萧某只判了十五年，动手杀人的韦某判了死缓，自己开车的怎么就判了死刑呢？他怎么从被指使的第四被告跃居到第一了呢？

我见到的小郑，长得白白净净，略带腼腆。说起死者邓某，他会难过地流泪，说起自己误入歧途，他会陷入沉思，说起雇主萧某，他会满眼怒火，说起孩子，他也会偶尔露出微笑。每次，他都会讲，就算最终判死刑，他也会坚持说出所有真相，希望司法机关去核查他提供的线索，比如萧某在找他之前曾经在广西找过好几拨杀手，比如他至始至终没有动手，比如他手机上有很多段录音诡异地被侦查机关毁掉，比如对方在看守所内怎么对他威逼利诱，甚至连上诉状都被调包。听到死者母亲因此而去世，他哭了很久。他在真诚地认罪、悔罪，并希望幕后真凶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惜，二审并没有重视这些疑点，这么复杂的案件，高院草草开了一天庭就结束了，然后又拖了大半年不判。这期间，所有的媒体都噤声了。吴英集资诈骗被判死刑的时候，公知精英们呼吁，说救吴英就是救自己，然后生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舆情，死刑给改判到死缓，并且随后推动集资诈骗死刑的废除。小郑二审被判死刑，没有一个人为小郑呼吁，没有一个媒体报道，他的家庭也没有动员舆论的能力，就算我为他写点文字，还不停地遭到萧某家属的投诉、起诉，被折腾了整整一年。

我给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本案六大不应判死刑的理由，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可以成为不判小郑死刑。而且当时死刑复核的法官也认为本案疑点重重，亲自去核实过死者家属出具的谅解书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对此都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不知道什么力量导致这种局面风云突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小郑被突然执行了死刑。他不是罪大恶极，也不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却成了最终背锅的。这是二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法律的我，人生至暗时刻，我觉得自己没用，没有能力救他。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责，此前一切成功案例都在那时化作乌有。

整整一个星期，我写不出文字。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为小郑鸣不平，但留言系统最后被人关闭了。那篇文章没有被删，已是奇迹。被害人家属不要他死，那是谁那么迫切要他死？他身上有很多证据线索，可以查证整个案件的幕后真相，我没有侦查权，无法去查证，但公安司法机关有啊，他提供那么多明确的证人和联系方式，不能核实吗？他手机里被删掉的录音不能恢复吗？他真实地有检举揭发，有重大立功，而且获得了本案唯一的谅解书，难道就不能作为量刑考虑的因素吗？司法人员大笔轻轻一挥，对他们而言是例行公事，可笔下却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是郑家、邓家两个家庭的悲剧。这个结果服人吗？

小郑曾经跟我说过，在一审被判死刑后，他在看守所看到相关的报道，邓某并不是雇主说的赌徒和坏人，而是被评为“广州好人”的一位村民爱戴的村长，做了很多的好事。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竟然相信老板的话，让一位好人这样遇害。那天晚上他梦见了邓某，在梦中推醒了他，当时他浑身是汗。从那刻起，他就深深地忏悔，就算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尽管我尽了全力，都没有能够挽回他的生命，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不惧威胁，把全部的事实都讲了出来，这也是勇气。

他的死，可能不是句号，而是我以及他的家人继续努力的起点。这个世界，总有一个讲理的时候，就算来得晚了一些。我会记得这个至暗时刻，并当做自己前行的动力，打不倒我的力量，只会让我更强大。

附：小郑一年前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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