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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过一种次要的生活

小王尔德 NOWNESS现在 202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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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静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2022年春天,我身处于全中国最时髦、最开放的城市,过上了一种由数字堆砌起来的生活:每天早上六点醒来,疯狂点击外卖平台和小程序页面,只为看到“订单支付成功”的字样;或和其他人一起,凑成五十一组、一百一组的团购订单。

很长一段时间内,“太饿了”和“不敢吃”是我仅剩的内心独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冰箱和柜子清点库存。当发现家里还剩一些速食时,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缺乏食物感到恐惧和悲伤。周遭的一切都变得不再吸引人,头脑中飞速思考着的问题只有两个:如果每天吃两顿饭,还够吃几天?每天吃一顿呢?


“巨富长”的另一面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一个周六下午。天朗气清,春和景明,正是出门会友的好时机。骑车五分钟,到达南昌路。科学会堂的外围是一溜灰色墙根,搭配墨绿窗户外沿,在小红书的语言系统里大概很“出片”——骑着老式自行车、穿着入时的女孩在镜头前飞速更换拍照姿势,然后和助理一起前往下个拍照地点。

我们就住在黄浦区,更确切地说,是传说中咖啡店比人还多的“巨富长”。疫情爆发后的两年,由于出境旅行耗时耗财,人们干脆用各种洋名儿店铺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如假包换的小巴黎。一周当中的任何一天,只要有适合拍照的光线,这里就人头攒动。

而精致的店面背后是一列列老弄堂。如果你早起,可以看见老人家们从巨鹿路菜市场里走出来——不是街拍里头戴贝雷帽、脚踩芭蕾舞鞋的时髦阿婆,是更符合大众认知的那种老人:白发苍苍、手上拎着循环使用的网兜,大声地说上海话。弄堂内部由紧挨着的一排排门洞组成,建筑物最高不过三四层,被薄如刀背的墙板切割成无数个小空间。

弄堂深处藏着“巨富长”的另一面:老龄化居民多,复杂的人口构成和房屋结构,以及松散到近似于无的社区管理。这也是一个多月来确诊数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然而就算是住在这样的地方,租金也绝对不算便宜。作为心理安慰,只好时常幻想自己是《老友记》里的角色:卖力打工,闲暇之余不忘与男孩们谱写罗曼史,心甘情愿地付出高昂的生活成本,只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一切。上海是一座充满可能性的城市——只要你足够勇敢,足够努力,就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它最重要的魅力。

但一切正发生着变化。那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我和朋友坐在科学会堂对面的咖啡店门前晒太阳聊天,遇见一个拿着老式 VHS 摄影机的男孩,他见我们兴趣浓厚,就打开朋友圈,热情地展示自己的摄影机收藏。咖啡喝光后去复兴公园,看孩子们骑着滑板车在喷泉旁彼此追赶。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用录音机大声功放音乐,跳着不知名的奇怪舞蹈。

骑车回家时,一辆黑色厢型车从面前驶过,上面坐着两个身穿防护服的人。再次路过思南路,几小时前还热闹非凡的街道已经人烟寥寥。

黄色警戒线从马路的一端拉到了另外一端。



“快跑啊,要封楼了!”


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吗?当然不。三月初就有朋友发微博,说自己被封在办公楼里已经整整五天,坐标华亭。还有一次,朋友和我聊天,讲起前晚和女友在芮欧百货吃饭,服务员突然大喊“快跑啊,要封楼了!”,几乎是两分钟内,顾客们迅速离席,而人类最后的良知让她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坚持买了单。

真相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所谓的“安全区”一天天缩小,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随机性之中。去年五月回老家,我去街边小店通过微信转账买了三十块钱零食,隔天就接到电话,被通知“成为次密接”,去一个床单被罩已经发黄的招待所待了十天,每顿饭基本只有馒头咸菜。后来我得知,因为那个从俄罗斯回来的 “输入病例”,有将近一万人被隔离,而小城的总人口尚且不足二百万。

就算是这样,你还是会以为这一切离上海很遥远。过去两年内,“精准防疫”和“人性化管理”成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新标签。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疫情爆发初期,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的心态都相对乐观。咖啡笑话层出不穷,哪怕警戒线已经不知不觉间从市区外拉到了思南路。而现在这样的笑话已经无法让人笑出声了。

在那些广泛流传又迅速消失的短视频中,小动物被残害,“入户消杀”后的房间一片狼藉。你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曾经是某个人的宠物,某个人的家。


“以物易物”也有等级


时间来到三月底。封闭在家的十多天里,上海居民们又自我驯化出了一些全新的生活习惯:例如定闹钟起来抢菜、准时查看每日更新的感染者居住地信息,隔三差五打开外卖软件。而一遍遍刷新核酸结果几乎是一种确认存活的方式,仿佛只有看见“阴性”两个大字,才敢相信自己居然又活过了一天。

对于我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没办法做饭。老弄堂里多是公共厨房,我家没有灶台,只有烤箱和微波炉。浦西封城前,和朋友连续两天去超市采购,发现货架上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是要把能买的都买了。最后一次出门购物是3月31号晚上,再次失望而归,只能拎着两袋方便面和矿泉水回家。

尽管每天都严格按照计划进食,食物消耗得却比想象中更快。传说中的社区物资只发了一次,内容堪称甘露寺修行套餐,只有一包上海青、四颗西红柿、两根西葫芦。

一转眼到5号,感染人数已经破万,显然无法如期解封。虽然从小就被评价“你性格这么单纯迟早要在社会上吃亏”,但当亏以这种形式摆在面前的时候,还是不免觉得有点讽刺——我就是那种相信新闻发布会所以只囤了五天食物的老实人。

好在终于还是从奥乐齐的小程序上抢到了超市订单。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我和配送员在弄堂口完成秘密交接,兴奋地拎着满满四大袋食物穿过空无一人的弄堂口,回到家里吃完了半个月以来的第一顿正经饭。

食物带来的幸福感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消化,就看见手机上有一条陌生号码来电显示。一系列糟糕的可能性在脑海中闪过,接起来却发现原来是那位天天敲门叫我做核酸的志愿者大爷。他略带羞涩地对我说,刚才从窗户里看见我拎着大包小包上楼,想知道我到底是从哪买来了食物。

因为他本人并不会使用微信,所以我只好把“每晚凌晨两点以后加购物车,早上十点开店后疯狂尝试付款”的秘笈传授给了他儿子。简短交流后,得知他们父子两人目前最短缺的是牛奶,于是用三瓶牛奶、一瓶番茄汁和他们换来了三包抽纸、一包垃圾袋。

这种“以物易物”成为了物资短缺状态中群众们自我解救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手头的各类物品按供需关系被分成不同的档次,一包烟、几根葱或几颗小米椒可以换来许多食物,而罐装可口可乐是最珍贵的,相当于硬通货(百事不行),在楼栋内通行无阻。


抢菜是一个

逐渐失望的过程


很可惜抢到超市订单的喜事再也没降临在我身上。其实抢菜是一件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你必须时刻查看购物车状态,很早起床,但大概率什么也买不到。

团购是疫情封控期间上海人民扩充物资的主要途径。可资源几乎被大型社区垄断,想在小弄堂里组织一次成功的团购难于上青天。我曾经和一个热心的小伙子尝试组建微信群,他甚至熬夜赶制出了一份教大家扫二维码的教程贴在弄堂口,最后以失败告终——连身强体健、耳聪目明的志愿者大爷都不会用微信,更别提那些80岁以上的老人。

另一方面,“看重体面且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性格,在上海老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很难承认自己真的缺物资,但只要想想就知道那份青菜礼包根本撑不了多久。

在这场以“保护易感人群”为名义的顽强抗争中,老人却恰恰成为了站在刀尖上的那一群人。如果你想平安度过这一切,就必须同时保证自己有儿有女、懂得上网求助,没有任何需要密切关注的基础疾病——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而那些邻里互助故事总是让人五味杂陈:当看见尊严和体面变成奋力争取才能获得的奢侈品时,仅仅用“感动”来形容当下的心情未免有些太过单薄。

几经波折,我联系到了一个价格相对合理且二十份左右起送的生鲜团购货源。我负责核对订单数目和钱款,志愿者爷叔负责挨家挨户收现金,首次老弄堂团购就这样顺利完成。

第三天下午,我们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22份猪肉和蔬菜。和两个志愿者大爷站在门口等待送货车,一起等着的还有好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爷让我赶紧回家别添乱,一边又拉着我,对老人们说,多亏了她!我嘿嘿笑了两声然后飞速跑上楼。

回到家,拿出泡面,打了一个鸡蛋,又把仅剩的鸡胸肉撕了几块丢进去,配着《甄嬛传》吃完了。突然又听见熟悉的声音响起来,大爷站在楼道里冲我喊,小安,小安,你开开门!

我打开门,看见大爷手里捧着一盒草莓和一杯橙汁。他说草莓是院子里的人送给我的,橙汁是他买的。他反复对我说谢谢,然后健步如飞地走下楼。

草莓、橙汁和泡面盒子一起摆在我面前,多少有些突兀。我望着桌子上的这些东西,突然有点想哭。这是足不出户的日子里我唯一一次哭。


在上海,

过一种次要的生活


四月十三号,男朋友拎着两行李箱的食物和一提光明牛奶从杭州来到上海,生活才算真的迎来了转机。最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个插电的锅,我终于能吃上一些正常饭了。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些虹桥火车站的现状:空荡荡的,只剩满地垃圾和一些滞留的旅客,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有人围上来问他“能不能给点东西吃”。

随着团购渠道日趋丰富,能买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只不过物价翻倍增长。通过团购,我拥有了一整箱可口可乐、一整箱果汁和六包德国香肠。告别六点起床抢菜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改善不少。只要放弃希望,就不会继续失望。

有一次下楼做核酸,我被院子里的一个阿姨拦住,问能不能帮她买点面包。她说,虽然女儿就住在马路对面的明德里,但由于严格封控,没办法来送东西。更糟糕的是,她家楼下还独居着一位卧床在家无人照顾的精神病人,“只要我还有饭吃,我就要分给他一口,不然怎么办呀。”

回想起封闭在家的一个多月,好像一本书都没读完,唯一重温的电影就是《钢琴家》和《悲惨世界》。我想自己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爱文艺——毕竟只有先吃饱饭,才有可能惦记点儿别的。上海也并不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一不留神,所有人都会被一种共同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而能够筑起长城的,仅仅是人类对彼此的善意,再无其他。

黄色的警戒线还坚挺在路边,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消失(或者是增加)。许多区域并没有迎来“稳中向好”的解封机会,反而进入了管控更加严格的静默期。一个春天过去了,夏天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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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控居家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撰文 /小王尔德

摄影 / 薛浥尘

编辑/华夫

排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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