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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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第一所是普洱市宁洱县勐先镇小学，第二所是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中学，第三所是腾冲县猴桥镇小学。
都是一天走访，一天时间在路上。
事实上，三所学校彼此相隔不过400多公里。400公里，对于习惯高铁和高速的我们来说，不过是2个小时或4个小时的样子，要开一天（8、9个小时），这效率，简直是“犯罪”。其实路也还好走，基本都是高速+国道，费时的原因，在于一路跋山涉水。
走在云南，真是无穷无尽的山啊。
我们从滇南出发，沿着一条叫把边江——新抚江——川河的浑浊江河上溯，在无量山的肚子里穿肠挂肚。一路从哈尼族开到拉祜族再到彝族，从短袖开到穿起秋裤，从热带雨林开到光秃秃的大山，从年收入普遍二三十万的茶农人家，开到收入不过两三万的寻常山民……一座无量山，恍惚两个世界。
后来，我们再从弥渡县，掠过大理州——保山市，经点苍山——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龙江到腾冲，高速一直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山巅闪转腾挪，令人心惊。
放眼所至，苍山洱海的浪漫风情，瑞丽边境巨大的战疫压力，腾冲门庭冷落的旅游区，还有一路险峻山顶上与世隔绝的小村……山河无恙，其间的人们却各自冷暖。
这还只是区区400公里的差别。
最难忘的是孩子们的笑声和憧憬。真爱梦想为这些乡村小学建设了“梦想课堂”，为大山里的孩子们开设着《职业人生》《爱与梦想》《财经意识》《共创成长路》等素养课程。每一门课程，孩子们都欢欣雀跃地参加，每一堂梦想课，孩子们都打开着自己，吮吸着课本教育之外的丰富营养——城里孩子可以去商场进行“职业体验”，山里孩子不可能，好在他们还能上《职业人生》；城里孩子可以早早地锻炼财商，留守的孩子们没有这个概念，好在还有《财经意识》……
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去远方》。在专门的“梦想教室”里，孩子们分成4-6人一个小组，一起讨论最想去的远方，一起做计划，然后申报、评比，获胜的小组，真爱梦想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去年，牛街中学的普桂婷老师就带着她的四个学生（当时六年级）来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一周，一开始孩子们担心自己口音重，不敢说话，也不敢坐地铁。李红婷小朋友负责财务，觉得有好多钱，大手大脚。普老师在旁边陪同着，秉承着不干预的原则，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
孩子们开心地实现了去迪士尼、外滩、科技馆等计划，也变得敢说话了，还大方地找老外合影。只是到后面几天发现钱不够用了，只好省下早餐一天吃两顿，一顿两个包子。让普老师感动的是，孩子们自己不吃早餐，也要为普老师买来包子，还“骗”说他们已经吃过了。普老师当然清楚，和她们分着吃了包子，然后一起挨饿……
返回之后，孩子们都有了巨大改变：李红婷花钱不再大手大脚，主动帮爸爸做饭（虽然还不好吃）；白云霜不再疯狂刷手机，每天安排一个固定时间，更加自律；李佳春雨采访过别人，发现城里人只知道大理而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打算以后出去多发扬家乡，有条件的话还要回来改造家乡……
她们都说要考复旦大学。她们都变得自信、开朗，还带动着周围的同学，不再狭隘于大山、沉迷于手机，一起面向远方、面向自己的未来。
十年前我是一个背包客，花了两个月独行青藏川。骑行青海湖，与珠峰相看两不厌，在青朴修行山与苦行者们一起沉默，又一路搭车走川藏……祖国之壮阔、多元，与伴随着的巨大落差，让我的视野和思考豁然开朗。
在川藏交界处的巴塘县，我搭上一辆拉苹果的小货车。司机从附近收了一车小苹果去理塘县卖，要沿着318国道穿过理塘高原。路上170公里，一路尘土飞扬，得花整整一个下午。
我随手吃着他的苹果（本土品种、土壤贫瘠，并不太好吃），随口天南海北。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北京。他问，天安门是不是很漂亮。我说其实没什么好看的。他问怎么去。我查了地图告诉他，其实坐汽车、再坐火车，挺方便。
他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北京，对他和家人来说，太过遥远、神秘。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很难走出那片巨大、苦寒的川西高原。
大山大河，外人眼中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方水土的桎梏。
想去北京的，还有内蒙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宝音一家。2009年，我从北京换了好多趟车，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一个叫巴彦胡苏的苏木下了车。我敲开一户路边人家的门，问他能不能介绍我到草原深处的亲戚或朋友家住两天。他很热情地答应。不一会儿，一个叫宝音的青年（和我差不多年纪）骑着摩托车来接我。然后我和他们家几口人挤在同一个蒙古包生活了几天。
蓝天、白云、草原、牛羊、骏马，绵延不尽。然而这一成不变的美景，美不过三天。为了给我解闷，宝音还叫来了表弟巴特尔，这个草原少年骑着摩托，带我转遍了周边的亲戚家、小河沟、马场，最后又带我去旗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
我们骑着摩托，飞奔在草原的大路上，让人觉得，就这么一直骑，没准也能骑回北京。尽管只有700多公里路程，但北京对他们来说，也许跟巴塘县的藏族司机一样遥远。
问起来，他们都觉得，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不通（我想也是怕被歧视），尽管想去，但又从来没有真正的下决心。事实上，锡林郭勒草原足足18万平方公里（接近浙江+江苏两省之和），许多人穷极一生，也走不出那茫茫草原。
阻碍人们“去远方”的，又何止那壮丽的河山？
还是云南山里的那些学校，前些年开了一门叫《国际理解》的课，让学生们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独特文化，开眼看看世界。但开着开着，多半坚持不下去，北京、上海尚且如此遥远，“国际”，对他们来说，更时常难以理解。
到上海之前，李红婷最远就去过大理，白云霜去过隔壁临沧，李佳春雨暑假去过父母打工的山东泰安（但呆在泰安哪都没去），她们还算走的远的，许多孩子最远只到过县城弥渡。
他们陷于大山，我们却沉迷于“国际化”。干点啥事儿，都力求国际影响力、领先全球，仿佛不瞄准个纽约、伦敦、东京，都不叫个事业。聊个天，不聊点洛杉矶、巴黎、悉尼、新加坡留学或旅行的新奇事儿，都不叫有见识。
而我时常跟大家讲起巴塘、青朴修行山、乌珠穆沁，他们都听得一愣一愣，仿佛在听一些遥远非洲的故事。
茫茫的大海没有成为我们沟通世界的阻碍，大好的河山却成了我们互相了解的障碍。
我想起艺术家黄永泍说的，“文化间的误会是永恒的”。不走过去，不去沟通，这种误会、这脑子里高耸的河山，就永远存在。
最近看了一本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书。作者杨潇，和我大致同龄，2018年放弃北京的工作生活，靠“11路公交”和偶尔的搭车，重走八十年前一代知识精英的南迁之路。
1937年，日寇铁蹄下，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拖家带口，或抛家弃子地南迁，先是来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今人大多已不知）。因日军推进迅速，不过一个学期，又只好内迁昆明。
无数学子在“读书”和“救国”之间抉择，不少人毅然从军，政府和学校虽然为从军学生提供许多帮助，但更多还是期望学子做好研究，将来重建国家。国民政府也并不总是电视剧里反复渲染的那般糊涂，蒋介石也阐述了“战时如平时”的理念，终结了要不要搞“战时教育”的争论。
1938年初，由闻一多、黄钰生、袁复礼为代表的十一位教师，带着300位体格较健壮的男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你们是天之骄子，应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的勉励中出发。
彼时的云南，实属极难抵达的蛮荒之地。那时的北平还有一句俗语，管很痛苦的事情叫“受云南大罪”。当时的旅行杂志也说，“昆明这个名字，在喜欢游历的外国人印象中还不怎么陌生……也许比我们国人还要认识得多一些”。
“旅行团”先乘船到常德，继而全部靠步行，行程3500里，历时68天。这些大城市的精英学子（和老师）们，每天面对的是恶劣的天气、地形、土匪、疟疾，忍受着家常便饭的饥饿，有时睡在猪圈、棺材屋倒地而睡。一路上，学地质的勘探地质，学社会学的调研不同民族的民俗，搞文学的编写《西南采风录》、收集民歌，更多的人则一路宣传抗战救国。
彼时回乡宣传抗日的大中学生，往往张口便是“帝国主义”“全民抗战”，弄得农民面面相觑。下到地里想要同农夫做谈话式宣传，却被对方反问，“先生们，几时亡国呀”。他们才痛心疾首地反思，中国的士大夫，一向对民众非漠视即藐视，“这回亘古未有的民族抗战发生，沉积着的严重错误，整个的暴露了出来！中国人不认识中国人！”
从匪患、贫苦的湘西，到“地无三尺平”、鸦片成灾的贵州，这些一代知识精英，带着“什么都没做的‘原罪感’”、对民间疾苦的直接认知、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使命，一到“富庶”的偏远之地云南，就投入到振奋的学习和研究中。
这3500里的河山，这深入民间、艰苦卓绝的“长征”，何尝不是成就日后的西南联大——中国近现代教育巅峰的关键所在。
回顾这场“长征”，“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只是，要将精英和大众紧密团结起来的，难道非得靠战争或革命？
期望今天的共同富裕，能够再一次团结起我们。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河山只在我梦萦”……只不过，凡用到“河山”这个词，总显得有那么些悲怆，仿佛只有失去后才懂得珍惜之感。
这两年，疫情的袭来、内循环的倡导，正促使着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国内。但疫情反复，时不时的封锁，动不动的封城，又时常令人沮丧。
返程途经昆明，我想去看看西南联大的旧址（今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得到通知，因疫情云南师范大学封校，不让进出。
这两年的大学大概成了“监狱”。再如我即将大学毕业的堂妹，九月份我去北京出差，本计划去看看她，带她出来“放放风”，被告知全面封校。尽管当时除了瑞丽全国绿码，她打了许多报告、证明材料也还是出不来。而这样的封校，她们已彻彻底底地实行了两年。
她的大三大四阶段，进出校门基本只有返校和回家各一次。而这次的期末通知，学校更明确命令，出了校门就不允许再回去。所以要想留在北京实习、发展，因为没有了学校的依靠（主要是食宿），大多数家境不富裕的外地学生基本就不可能了。
这几届的大学生，莫说“湘黔滇”、走向社会，就连城市郊区都去不了。而习惯“封闭式管理”的，又何止学校。
这次走访的云南某校，本有一组小同学获得了“去远方”的优胜，同学、老师、家长都准备好了，也自愿签好了事故免责条款，只待出发，怎奈地方教育局领导出于“安全考虑”，一声令下，被迫取消。
目前的层层管控已经比较到位，人们的疫情教育、防范意识也已建立。“围墙”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内部的活跃，并更安全地与外界交流，而不是为了真封闭。
而一些管理上、观念上的沟壑依旧牢固。我们不能因为“去远方”必然存在的风险概率，就禁足不前；我们不能因为外面可能的风险，就把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关在校园两年；我们不应因为某次旅游团传播了疫情，就一刀切地拒绝全国的旅游团；我们也不应某城某片区出现疫情，就一级一级加码地，将该城、乃至该省拒之门外……
将目光从高大上的漫天烟火，转向我们的广袤大地，这两年，我反倒去了许多地方调研。目光所至，人们面向未来的信心依然，人们渴望发展、上升的动力依然，人们希望与更多优秀者交流的愿望依然。这些信心、渴望、愿望，在封闭、悲哀的大环境下，又是多么的可贵。
民生多艰，疫情还将继续，但这些积累起来的信心和愿望经不起持续消耗。人心一旦散了，再想聚拢起来就不易了。
邱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外面的危机，对我们促进内循环正是时机，封闭的国门，对人们跨过山河、加深彼此的了解正是时机，别人动不动就搞“封闭式”，对我们吸引更多关注、高质量发展正是时机。
愿河山无恙，人们都可缓缓归矣。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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