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依据：标准与立场

据Arthur Kennedy(1927: 14 )记载,[1] 第一部可独立成书长度的英语史是1749年由John Free（1712？—？）所著的《论英语语言的历史》（An essay towards a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tongue）。[2]遗憾的是，这部语言史严重缺乏语言细节，与其说是语言史不如说是为消除“僵化的偏见”（1788：29），即针对英语中源自拉丁罗曼语的部分折射了“智慧和优雅”而源自日耳曼语的部分则折射了“喧嚣而野蛮”这一观点，所进行的关于文化优越性的辩论。

19世纪下半叶，得益于早期英语文本学会（Th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和《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贡献，比较语文学学者对英语早期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描述。

1864年，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1825—1910）创建了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创建初衷之一是让学生可以读到大量未出版过的早期英国文学作品；[3]之二是为《牛津英语词典》提供准确的引用文本。到2015年为止，学会共出版了475卷早期英国文学文本（参见学会2015出版物目录），[4]为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本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并为其他史学编辑工作设定了标准。

《牛津英语词典》，1857年由英国语文学会（The Philological Society）构思筹划，于1879年正式编纂，词典按字母顺序分册出版，第一版第一分册于1884年出版，最后分册于1928年出版，前后用时71年。词典编纂建立在词汇的历史使用的基础之上，[5]即通过引文来阐明英语词汇自大约1100年以来在意义上的变化，为读者提供准确的词源，并给出拼写变体。词典编纂过程中邀请美国语言学家收集北美读者的引文，语言史的重要性在大西洋两岸获得了公认。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一书对英语语言发展和变化的考察以《牛津英语词典》为史料依据。Jespersen在序言中指出，书中提及的词语使用的始末年份几乎皆取自该词典。作为史料，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出版的文本当为一手，《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引文则为二手。毋庸置疑，词典在词条收录上有选择性，在引文示例上有规范性、代表性和平衡性的考量，因此它所记录的语言使用状况并非客观公正。但是，词汇在词典中的交叉引用互相参照可以提供某语言特征经过了多长时间才得到广泛使用的信息，从而为语言的早期阶段提供证据。在很大程度上，Jespersen是将这本词典作为语料库使用，通过手工计数来描述英语的主要特征，解释这些特征如何形成，说明其对于英语结构的重要性。[6]

2

记述方法：横向与纵向

将不同时期的英语史目录翻开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其组织线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7]一类以时间为线，将英语分成古、中古、现代、当代等几个阶段，语音、语义、词法、句法等语言学核心领域在各阶段内分别讨论（如：Lounsbury, 1894; Baugh & Cable， 1951；Strang, 1970；[8]Hogg , 1992-2001；Freeborn, 2000； Mugglestone, 2006; Bergs and Brinton, 2012）; 另一类则以语言结构为线，分别探讨语音、形态、句法、词汇、语义等领域在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如Emerson，1894；Bradley， 1904；Wyld， 1907；Thomas, 1920; Hogg and Denison, 2006)。Nevalainen & Traugott（2012:1) 称前者为“横向法”（horizontal），后者为“纵向法”（vertical）。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时间、结构之间通常穿插另外两个要素：空间、社会。这两个要素又各有其历史背景，对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因此，英语史中呈现的语言结构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知识体系，而是一个“从其历史中浮现、与其历史相牵连的复杂的符号结构”(Lass 1987: xiii)。

值得注意的是，横向法对时间所做的阶段划分是人为的、习惯性的，各阶段的起始节点是象征性的，而非确切的实际发生时间。传统的阶段划分通常以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节点，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将中古英语的“开端”与1066年诺曼征服带来的影响联系起来（如Hogg 1992-2001；Mugglestone 2006）。[10]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记述方法属于松散的横向法，大致以历史时序排列，讲述了英语从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的变迁。Jespersen将古英语界定为1150年之前的英语（见序言），并时而将古英语（Old English）与安格鲁撒克逊语（Anglo-Saxon）两术语互换通用，但他未明确界定中古英语的结束或现代英语的开端。依据他将古英语结束的节点定为1150年，大概可以猜测他采用的是当时通行的以形态变化为标准的阶段划分，即古英语为屈折变化完全阶段（450年—1150年），中古英语为屈折变化削弱阶段（1150年—1500年），现代英语为屈折变化脱落阶段（1500年以后）。

3

记述视角：史实与诠释

 阶段划分本质上受记述视角影响，为作者研究兴趣、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所左右。例如，《剑桥英语史》（1992—2001，六卷本）第三卷的标题为1476—1776，即将这一阶段划分为通常所说的“早期现代英语”。这两个时间节点说明，编者认为1476年William Caxton（c. 1422—c. 1491）将印刷技术引入英国这一事件对英语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这一事件则在概念上标志着英语跨越岛屿从此成为一门国际化语言。该阶段划分与六卷本中有两卷之重（第五卷、第六卷）用来讨论新英语变体脉络一致，都反映了编者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

换言之，英语史是作者从选定的视角对英语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研究。所有史实都以作者持有的理论、作者个人对该领域的视野为介导，正如Robert H. Robins（1967：3）所说，“不带偏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本书的记述视角为 “语言进化论”理论。Jespersen在考察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语言所处的阶段越早，其形式就越不规则。他在《语言中的进化：特别着重英语》（1984）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进化论”：认为英语语法形态变化的简化是进步而非衰败，声称分析语是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已达至臻完美，即“不存在不规则性和含糊不明，同样的事物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表达”（1894：365），但是他认为，较之于大多数语言，英语和汉语已经向完美更进一步。

对Jespersen而言，人类语言的演进代表着“明智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通过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的创新会很快消失，唯适者存，他们使人类语言更加灵活多样，但对说话人而言却更加简单方便。”（1912：20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Jespersen采用了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Herbert Spencer（1820—1903）进化论中的时髦词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但在Jespersen的体系中，“进化”是功用性概念，意为“效用上的进步”，进步的终极目标是“用最小的功力达到最大的语言效果”（1941：5-7）。

以上视角决定Jespersen如何描述和阐释史实。虽然本书是一部英语语言史学专著， 但Jespersen对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在时间和篇幅上的分配显然不是均等的，进化的最新阶段即现代英语才是其考察重点，而英语早期阶段只有对现代英语的主要特征提供解释或者形成对照时才会讨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略古重今”的英语史亦可称为“英语进化史”。

[1] 首位以此为据将第一部英语史著作追溯至John Free的语言学家是Bailey（2002：462）。

[2] “an history”为标题原拼写。早期现代英语阶段，位于元音前的“h”在很多英语方言中都不发音，如“history”、“hospital”、“hotel”。Gelderen（2006：165）分析，这可能是源于法语的影响，这些词借自法语，而“h”在对应的法语词中不发音。18世纪以后，位于词首的“h”不发音现象饱受诟病，使得“h”又再发音。

[3] Jespersen本人也为学会准备过早期文本。例如，他在Jespersen（1894）的序言里提到正在为英语语音学家、英语拼写改革者John Hart（？—1574）的《正字法》（An Orthographie）（1569）准备导读。

[4] 实际上，学会出版的早期文本不仅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文本，也包括法庭文书、商业记录、公开和私人信件等非文学文本。

[5] 词典最初被命名为《基于历史原则的新英语词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简称《新英语词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NED）， 1933年再版时更名为《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ED）。

[6]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大量历史语料库的开发为研究英语变迁提供了一手史料。其中包括，赫尔辛基英语文本语料库（The Helsinki Corpus）、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电子文本中心（the Electronic Text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Etext)、密歇根大学人文科学文本行动（the Humanities Text Initiat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HTI）, 国际现代及中古英语计算机文档库（The International Computer Archive of Modern and Medieval English） (ICAME), 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等。与此同时，《牛津英语词典》也迈入了电子时代，1992年发行了第一版CD-ROM光盘，2000年开始提供词典网上版，并每三个月更新一次。

[7] 也有例外，如Gerry Knowles的《英语文化史》（1997）关乎的不是英语形式的变迁，而是英语与权力和政治的关系。

[8] Strang（1970）的特别之处在于采用逆序排列，从当代开始以200年为一个阶段向上追溯至早期记录。

[9]近年来，这两个要素呈现独立出来的趋势，与时间、结构并列形成三维，即时间、空间、社会三参数下的语言结构，例如《剑桥英语史》（1992—2001，六卷本）的后两卷都用于考察新英语语言变体。

[10] 横跨数个世纪的历史语料库，如“赫尔辛基英语文本”语料库，倾向于遵循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的阶段划分，但会依据语料样本特点再将各阶段向下划分为70年、80年或100年不等的分段。

选自《英语的成长和结构》导读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

著    者：奥托·叶斯柏森

I S B N：978-7-5100-6908-6

定    价：32.00元

叶斯柏森是丹麦语言学家、英语语法研究界的权威泰斗，同时也是英语史学家。本书是一部单卷本英语语言史学专著，大致以历史时序排列，重点讲述了英语从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在词汇、形态和句法等语言层次上的变迁。本书首版于1905年，次年获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沃尔尼奖（Prix Volney），在1911年至1948年的三十余年间八度再版，是迄今为止阅读非常广泛的英语史简介。

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是享誉国际的丹麦语言学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涵盖普通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语言史、符号系统、语言哲学、外语教学、国际辅助语等多个领域，对普通语言学和语法学的贡献尤为显著，影响了包括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乔姆斯基（N. Chomsky）、韩礼德（M. Halliday）等语言学泰斗在内的大批学者。

中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对叶斯柏森的名字十分熟悉。20世纪40年代，他的语言学理论思想曾深刻影响过吕叔湘、王力等汉语语法界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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