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发展的跨语言影响
双语习得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探讨同时接触双语的儿童，他们脑海里到底是一统的体系，还是两个分化的体系。最近的研究皆同意，双语儿童从很小起就能辨别两种语言（F.Genesee 1989; J.Meisel 1989; A.De Houwer 1990; F.Genesee, E.Nicoladis & J.Paradis 1995），不过与迁移有关的情况却比较混杂。有的研究表示，两种语法的分离，暗示着彼此间没有互动而自主发展，因此其语法发展也像单语儿童的那样（A.De Houwer 1990; J.Meisel 1994）；其他学者则发现了双语间诸多的互动形式与跨语言影响（S.Döpke 2000; A.Hulk & N.Müller 2000等）。因此双语儿童两种语法的个别发展，并不排除会有跨语言的影响，重要的是影响的本质如何，及该影响是否构成迁移的实例。
一、词语搭配的概念和词语搭配类型
迁移和跨语言影响两词虽常被互换使用，但在我们采用的定义中，迁移是更普遍概念的跨语言影响的一种特定形式。我们认为迁移和跨语言影响之间的关系，是子集与父集（subset–superset）之分，如图1所示。
我们假设，迁移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的特性融入另一语言中”（J.Paradis & F.Genesee 1996: 3）。如果这样定义迁移，最明显的迁移实例莫过于那些接收语（recipient language）中还不存在的语法特性，因此这些特性可以直接且毫不含糊地推断是从来源语（source language）取得。此外，这些特性在单语儿童的语言中应该不会出现，因为被推论为来自来源语的输入并不存在。
跨语言影响也可能是更细致的形式，如单语和双语儿童发展间的量的差异。比方，早期英语单语儿童也有空宾语现象，频率约为2.8%到9%。我们在第五章会提到，我们调查的六个双语儿童里，其中五个的空宾语频率介于19%到34%间，比单语儿童的频率高出许多。虽然难以证明空宾语的特性是由粤语“迁移”而来，因为单语的英语儿童也有这种倾向，但这两群儿童之间空宾语出现频率的量的差异，可以合理地推断为是跨语言影响。
我们也假定，要构成迁移，跨语言影响必须是系统性的。如巴拉迪与哲内西（J.Paradis & F.Genesee 1996: 3）所说：“所谓系统性的，指的是在表征或语言能力层面上的影响，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语言表现上，双语偶尔的语码混杂就不能归为是系统性影响，因为混合不一定是在语言能力的层面上。一次性的表现失误也不算系统性影响：德豪尔（A.De Houwer 1990）承认在她的个案研究中，有一些偶发的“口误”，但表示并没有系统性的迁移。要能被视为是系统性的，被假定是迁移的例子必须反复出现。我们认为这表示，同一发展阶段的同一个人，至少要出现三次。类似的迁移实例不一定要在不同的儿童身上发现。这是由于输入的条件不尽相同，而且存在其他变数，所以儿童间的个别差异极大。只要迁移在不同儿童身上反复出现，这就代表存在某种规律性。例如从粤语到英语的名词前关系从句的迁移就是一例。第六章会谈到，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独立地反复出现此种句型，基本上呈现同样的模式。
即使儿童的迁移是高度系统化的，如我们孩子的兄妹仨，也不代表优势语的每个层面都会被迁移。此外，使优势语受影响的反方向迁移则更为有限。因此对于迁移需要有所制约。就迁移发生的条件而言，二语习得领域曾探讨过以下几个原则：
语言间的对应识别（U.Weinreich 1953）：学习者意识到一语和二语的项目（音、词、结构等）是对等的。此为把一语语法应用在二语的先决条件。
不定点迁移（R.Andersen 1983b）：要让一语的特性得以迁移，二语必须能“接收”该特性，亦即二语里必须有个领域或位置来容纳这个一语的特性。安德森（R.Andersen）最初的原则是：“当且只有当二语输入里已经存在（错误）概括化的可能性，从输入看来会产生与一语相同的语法形式或结构时，某个形式或结构才会因迁移的结果，持续且大量地出现在中介语里。” （1983b: 178）
近年来的双语习得研究，并没有重新调整这些原则，而是倾向于提出特别适用于双语环境的其他新原则，因此不免有无谓浪费时间的危险。例如，输入歧义作为迁移的条件，可视为是安德森对上述二语习得假设的重新定义。学者已提出不少看法，但都还有待完整评估。这些建议包括语言优势、语言发展不同期、输入歧义以及两个目标语法间的结构重叠。浩尔克与缪勒尔（A. Hulk & N. Müller 2000）也提出了两个导致跨语言影响的“充要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
（一）其领域必须涉及一个介面层次，如句法和语用介面的补语化成分（complementizer）领域（C-domain）；
（二）发生跨语言影响的领域必须是双语重叠之处：“此两个系统在表面层次必须有些许重叠。” （A.Hulk & N.Müller 2000: 228）
虽然浩尔克与缪勒尔（A.Hulk & N.Müller 2000）的说法指向了导致跨语言影响的可能因素，但这些条件并非完全适用于所有情境，它们所代表的也不是唯一的条件。两位作者声明，她们所发现的两例跨语言影响（宾语丢失和主句不定式），并不能从语言优势推测出来。昂斯沃茨（S.Unsworth 2003）曾经研究一位德－英双语儿童在不定式领域的跨语言影响，以检验她们这种说法。经过再分析，她认为主句不定式并非如浩尔克与缪勒尔（A.Hulk & N.Müller 2000）所假定的，只符合条件（一）所说的两种模组（句法和语用）的介面，但不符合条件（二）的结构重叠，而是同时符合（一）与（二）两个条件。虽然条件上完全吻合，但她的发现并没有呈现量或质上的跨语言影响，因此让人不禁质疑浩尔克与穆乐儿所提的条件。尤其，必须厘清她们条件（二）中所谓的“重叠”，是否指部分重叠，因为若是完全重叠，就不可能发现有跨语言影响了（S.Unsworth 2003: 155）。对双语儿童来说，这意味着由于语言间的对应识别的结果，有些重叠形式必须被视为是对等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条件是否足以让迁移发生。库琵絮（T.Kupisch 2003: 34）指出，“单只靠一个介面状态，不足以解释语法领域的脆弱性”。她曾调查法语的限定词短语，提出了语言特定的因素，如目标系统的透明度。
二、语言优势及迁移
语言优势一直被广泛认为是双语习得时，可用来解释迁移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研究报道了优势语的要素如何融入非优势语中（I.Gawlitzek-Maiwald & R.Tracy 1996; A.Hulk & E.van der Linden 1996; S.Döpke 1997）。如第三章里讨论到的，要客观地测量语言优势，可以比较不同阶段每个语言的话语平均长度（MLU）：优势语的话语平均长度值，应该会比非优势语的要大。儿童偏爱的语言，也可作为判定语言优势的间接指标（G.Saunders 1988）。一般认为，语言优势由每个语言的输入量决定（S.Döpke 1992）。
叶彩燕与马诗帆（V.Yip & S.Matthews 2000a）曾探讨天乐的句法迁移情形，包括（1）的wh疑问词原位和（2）的空宾语：
（1）It is for what?
这是做什么用的？ （Timmy 2;05;03）
（2）成：Where shall we stick it?
我们应该贴在哪里？
童：Put here.
放这里。 （Timmy 2;05;05）
这些结构的出现，被认为与单语儿童发展阶段出现的结构有质和量上的不同。当天乐的粤语MLUw明显超越英语时，他的wh疑问词原位和空宾语出现情况也处于高峰期，这表示迁移方向与语言优势间关系密切。
最近的研究质疑，在解释迁移时，是否真要用到语言优势的概念。缪勒尔（N.Müller 2004: 276）甚至宣称，“摒弃语言优势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跨语言影响”。她把两位法－德双语儿童与单语的法语儿童做比较，双语儿童中的一位是双语均衡，另一位则以德语为优势语。结果发现，不管德语是否为两位双语儿童的优势语，他们都因为受德语影响，法语的宾语丢失率比单语儿童高出许多。因此在解释德语对法语语法的影响时，德语的优势被认为毫不相干。穆乐儿分析两个双语儿童法语里的主语实现时，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的语法和单语的法语儿童很相似，并没有受德语影响，这显示发展现象常是独立于语言优势的。她由此推论，不管语法的某个领域是否特别容易受跨语言影响，语言优势都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她觉得焦点反而应摆在语法内部的因素上，才能适当解释跨语言影响。
穆乐儿反对语言优势的论点，着眼于特定双语（法、德语）之间的特定语法领域（此处指宾语丢失和主语实现），而且最初只以两个儿童为基础。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很可能语言优势的确不太重要，跨语言影响其实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然而，这却不是很充分的理由，不能因此就排除语言优势在其他个案中也可能是个相关因素。为了更有信服力地证明语言优势与跨语言影响无关，我们还需调查更多语法领域及更多语言对子，尤其应该研究语言优势模式和程度不同的双语儿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上述的论点，我们仍然相信在解释早期双语发展时，语言优势是相关且重要的因素。若把语言优势摒除在外，会让其他如输入歧义和语言内部的因素，成为唯一值得追求的研究目标。虽然承认语言内部因素也很重要，尤其是下面第二章第六节里会谈到的输入歧义，但我们认为语言优势与其他因素互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会证明不同的优势模式导致了我们儿童中不同的跨语言效应。如果只用输入歧义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那么不管哪个语言强势，类似的效应在所有双语儿童身上都应该会出现。但是，不同儿童的跨语言影响程度明显不同，与其语言优势程度相对应。第四章会从wh疑问词原位的例子证实这种模式，第五章则是从空宾语的例子。
为了说明双语习得中语言优势扮演的角色，我们把语言优势假说定义如下：
对同时接触两种语言以上的儿童来说，如果从可量度的差异上（如话语平均长度差额），一种语言发展得比另一语言快，那么就会有从优势语到弱势语的跨语言影响。
我们粤－英双语儿童的迁移现象是不对称的，这由语言优势就可以预测到：如叶彩燕与马诗帆（V.Yip & S.Matthews 2000a: 206）所述，粤语到英语的迁移在语法许多方面都观察得到（见第四、五、六和第八章），而英语到粤语的影响即使有，也比较微弱且难以证实（见第七章）。此外，在语法的某些领域，语言优势的程度也可能决定了迁移效应的程度。第五章里我们会证实，在空宾语这个领域，话语平均长度差额能够预测跨语言影响的不同程度。
三、双语相互提升及语言发展不同期
巴拉迪与哲内西主张，关于语言优势决定迁移的观点，必须有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如果儿童某个语言的句法，达到比另一种语言更高的复杂度，那么迁移最有可能发生。之所以产生这种出入，要么是因为在单语习得这两种语言之一时也通常有如此发展不一的情况，要么是因儿童的某一种语言比较强势。（J.Paradis & F.Genesee 1996: 3；红色字为笔者所加）
上述引言中特别以黑体字强调的第一种可能性，涉及双语儿童双语发展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单语儿童正常习得双语间任一语言的时间表是一致的。例如，如果汉语的关系从句通常在2;06岁时发展，而英语则在3岁才开始，那么即使是双语均衡的双语儿童，都应该会历经已懂得用汉语关系从句，却还不会用英语关系从句的发展阶段，因此很有理由把汉语结构迁移至英语中。这种情况下，双语儿童双语间的句法复杂度有所出入，就不一定是语言优势所造成。这种情形被称作是语言发展不同期，是高莉洁－梅娃与崔嬉（I.Gawlitzek-Maiwald & R.Tracy 1996: 902）所倡导的双语相互提升假说的一部分。
“相互提升”这一观点，指的是一种信息的出现会导致另一种信息出现，就像系鞋带时，拉紧某一端的带子也会使另一端的带子更紧。许多假说都可以大致归在相互提升理论这个大标题之下。比方，语义的相互提升（S.Pinker 1989），即利用语义以达到句法（动词的论元结构），或句法的相互提升（L.Gleitman 1990），即利用论元结构和论元顺序以达到语义。齐雅特（S.Chiat 2000）及威森伯恩与霍乐（J.Weissenborn & B. Höhle 2001）都曾探讨过相互提升理论的不同方法。
在双语研究中，相互提升指的是运用一种语言的知识来处理另一语言。高莉洁－梅娃与崔嬉（I.Gawlitzek-Maiwald & R.Tracy 1996: 903）所定义的双语相互提升，意即“A语言里已习得的东西，对B语言有提升作用”。两位作者对此假说也有个较弱版本的定义，意即“对两种语言资源的暂时共用”。
会产生双语相互提升的先决条件是，在某种语言特性或语法领域上，某一语言的发展超前另一语言。发展较快的语言，发挥了促进功能，提升了发展较慢的语言。在她们所研究的德语超前英语的英－德双语儿童中，其英语里虽缺乏时态与一致，但在德语里却都能举一反三地标示出来。在语码混杂的话语中，“主句左边界的项目都取自德语”（I.Gawlitzek-Maiwald & R.Tracy 1996:915）。典型的语码混杂话语，是把英语动词短语（VP）嵌入德语句的屈折性短语（IP）结构中：
（3）Ich hab ge-climbed up.
I have PTCP-climbed up
我爬起来了。
（4）Kannst du move a bit?
can you move a bit
你能动一下吗？
相反模式（英语IP配上德语VP）则没有出现过。高莉洁－梅娃与崔嬉（I.Gawlitzek-Maiwald & R.Tracy 1996）把此归因于语言发展不同期：因为儿童的德语比英语好，至少在这个领域是如此。
梅塞勒（J.Meisel 2001:31）虽认为双语相互提升是“对双语应用中的几类跨语言影响的合理解释”，却对这种解释提出了些疑问。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该名儿童缺乏了某样东西，如果她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及如何填补空缺”（2001: 31）。那个孩子似乎知道，VP以上有功能投射的需要，而且知道的不只于此。她运用英语型的左中心IP，而非德语的右中心IP，让人怀疑德语句法是否真为儿童语言知识的来源。梅塞勒（J.Meisel 2001: 32）归结道，“因此，定义那些会促成一般跨语言影响、尤其是双语相互提升理论的因素，极为重要”。另一个问题在于，上述较弱版本的相互提升假说所假定的“资源的暂时共用”，是否足以构成巴拉迪与哲内西（J.Paradis & F.Genesee 1996）在前面第五节一所定义的系统性的影响。
为了让发展不同期的观点尽可能精确，我们把这种可能性称为“语言发展不同期假说”，其定义如下：
在单语儿童习得A语言时，如果有个特性Pa，比单语儿童习得B语言及双语儿童同时习得A与B双语时的另一特性Pb更早发展出来，那么Pa特性在A语言的发展应该会早于Pb特性在B语言的发展。这就造成两种语言的发展不同期，导致Pa特性被迁移到B语言里。（S.Matthews & V.Yip 2002: 42）
我们将会讨论，语言发展不同期假说如何解释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更快习得英语的why问句（第四章第三节）。若比较粤语和英语两个单语儿童的发展时程，会发现粤语的dim2gaai2（点解，“为什么”）问句，比英语的why问句早3.7个月就习得了（比较表4.3及4.4）。如果双语儿童的发展时间表与单语儿童的一致，粤语的“为什么”问句应该会先出现。我们的发现显示，笔者研究的双语儿童的点解问句的确早在27.8个月时就出现了，于是让该问句得以在30.8个月时被迁移到英语去。因此我们的双语儿童比起单语的英语儿童更占便宜，但这并非由语言优势所造成，因为我们研究的四个双语儿童都不是以英语为优势语；他们的发展与典型的粤语单语儿童一致，这让他们在双语中得以较早习得粤语的“为什么”问句，也进而促使他们比起英语单语儿童更早习得英语的这种问句。另一个可能的语言发展不同期例子，及其和语言优势的关系，可以由我们儿童的关系从句发展看出。
选自《双语儿童：早期发展及语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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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双语儿童：早期发展及语言接触
作者：叶彩燕（Virginia Yip） 马诗帆（Stephen Matthews）
译者：蔡雅菁
审订：李葆嘉
定价：39.00元
通过对从出生起就接触两种语言（英语与粤语）的儿童的创新研究，本书揭示了儿童双语如何在两种语言环境中自然发展出来。尽管每位双语儿童的表现都独具特色，但作为研究对象，双语儿童总体上与单语儿童存在极大的差异。作者展示了双语在儿童语法发展中的显著交互作用，以及优势语言在双语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本书英文版荣获布龙菲尔德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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