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首期开篇：专家与您共话文明之传播
开篇致辞：
「为文明交流互鉴架桥铺路」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殷奇
2019年，王铭玉教授牵头提出举办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学术交流季，得到了校内外学者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届“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的大力支持下，举行了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内容被国务院新闻办网站等媒体广泛转载。学校受到鞭策和鼓励，决定将此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目前，第二届学术交流季已准备就绪，学术活动相继展开。
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打乱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也促进了我们对现代信息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认识。正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教授所言：“疫情的突袭，让人与人之间保持了社交距离，却给了人工智能发展一个特殊良机”。
基于此，我们创立《“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公众号，目的就是借助于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智能化的互联网，为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者们搭建一个方便快捷、大容量、高频度、永不落幕的学术交流平台。
于危机中寻转机，在变局中开新局。百家谈公众号将突出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在“七一”这个特殊日子到来之际，我们用新型的网刊向党的99周岁华诞献礼，并祝《“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
本期主题：文明之传播
主持人：王铭玉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明互鉴的“鉴”是一个存异的过程，其主旨是追求“和而不同”；文明互译的“译”是一个求同的过程，其主旨是追求“美美与共”。为了“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正式推出了《“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网刊。作为首期开篇专题“文明之传播”，栏目特邀了5位专家学者贡献思想，建言献策，以飨读者。
「“文明互译”是实现
“文明互鉴”必由之路」
黄友义
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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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与大家见面。
文明互鉴是时代的主题。文明互鉴支撑着全人类的发展。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则进步快；反之，盲目自大，目中无人，必然落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防控策略，各有千秋。那些狭隘地认为别人的方法都是错的，只有自己防控最好的国家恰恰是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文明互鉴需要宽阔的胸怀。必须承认，不同文明各有自己的优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遮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承认其他文明也可以有其自己发展的道路，一心想着采取各种制裁手段，自我独大，压制其他文明的发展，到头来只能导致自己的衰落。曾经在诸多领域发挥先进带头作用的国家拒绝接受中华文明的再度兴起，只能是自寻烦恼。同样，我们，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也只有保持谦虚的心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才能保证自己不断发展，不被“开除球籍”。
文明互译是实现文明互鉴的必由之路。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呕心沥血把世界翻译到中国的世纪，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式、方法和路径。在当今，翻译工作者需要发挥优良传统，运用新技术，继续为建设学习大国服务。
文明互译是文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手段。我们需要更加有意识地对外介绍中国，把新的世纪作为翻译中国的世纪，这是历史的使命。在没有足够的外国译者承担中译外大任的情况下，中国译者必须知难而上，发挥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够把中华文明更加及时、更加有效地翻译出去，作为文明互鉴的时代任务，正向中国专家学者招手。
「中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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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一些公共产品，中文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公共产品。中国向世界传播中文，是中国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个公共产品；外国朋友学习中文，是要掌握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
中文是世界的什么公共产品？当前来看，中文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二语言。中文在旅游、购物等场域的标牌上处在醒目位置，这不是个别现象。国际上很多机场、旅游场所和商贸中心的指示牌都标写有中文，中文一般列在第三行。第一行一般是本国语言；第二行一般是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多是英文；第三行一般就是中文，第三行应当是国际第二大语言的位置。比如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在有些地方，中文甚至排在第二行位置，如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机场、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等。这虽然是语言景观，但也是一种先兆。
英文是世界多国的第一外语，也是世界第一通用语言；中文在多数国家语言景观中的位置表明，中文正在成为世界第二通用语言。我认为，世界只有一种通用语是不够的，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语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学习中文的人愈来愈多，学习的专业科目也逐渐超越中国传统学问，中文发展为“泛领域外语”。现在每年约有50万人来华学习，国外也开办各种中文教学。2017年，世界上已经有170多个国家开始了中文教学。
中文进入外国的基础教育，开始承担“基础教育外语”的角色，是从1955年韩国把汉语纳入基础教育开始的。但是一度进展缓慢，到2000年才有7个国家，到2010年增至17个国家，2014年31个国家，2017年67个国家，到2019年，中文已经进入70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从数据上看，2014年是中文国际传播的一个关键年，总体上中文开始扮演“基础教育外语”的角色。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商务部2018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世界第二，吸引外资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促进中文的外语角色上梯级的重要因素。
如何让中文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公共产品？众多的指标需要全面提升，其中最重要者有二：1）发展经济，增加中文的经济实力；2）增加中文的科技、文化含量，扩大中文出版物的国际影响。
语言能够传播到新的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具有跨国的交际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不取决于语言历史的悠久或是结构的美妙，而是取决于语言背后的综合国力。不同时代，综合国力的形成因素会有不同，今天决定综合国力的是经济实力和科教文化。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以地区计算的。若以语言经济体计算，中文经济体的实力比中国经济体的实力还要大。近些年，中国和世界学者一起提出了“大华语”的概念，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仔细斟酌，大华语不仅是语言概念，也是“大华语地区”的概念，是大华语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综合实力的概念。只有当经济发展好了，只有中文背后的综合力量强大了，中文才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公共产品。
中文国际教育是国人关注的时代课题，不能只关注有多少外国人在学中文，要关注中文外语角色发生的重大变化，更要关注多少外国人在用中文、在怎样用中文。在中文使用的过程中，要逐渐增强中文的国际功能，使其成为世界重要公共产品，成为世界通用的第二语言。
「“文明互鉴”背景
下中国的未来布局」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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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贸易趋势实时测量读数为95.5，远低于基准点100，进出口跨境贸易同比负增长约10%。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连续多日创新低，全球海运业险遭“灭顶之灾”。全球恐慌指数陡增，全球制造业PMI剧烈回落至35.7%，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恐慌情绪在金融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美欧股市剧烈震荡，仅2月下旬，超过3万亿美元蒸发。
有机构已评估，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跌至2.5%。若到夏季疫情仍在各国蔓延，经济下挫可能更低。这将是过去40年除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之外，全球经济增长最低的年份。
中国的欧洲商会公布调查数据，90%成员都受到疫情中度或高度影响，企业营收将出现两位数的下滑。《财富》1000强企业中有94%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遭遇。在美国，疫情并没有受到强力遏制的迹象。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已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继“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危机”。对于全球更多人而言，则担心经过数十年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是否会遭遇像生命休克般的停摆？
休克会导致重要器官障碍或衰竭，抢救不及时甚至会致命。现在看来，一些中小企业因此次全球化休克而破产是肯定的。按市场的一般规律，在缺乏流动资金时，30%的中小企业撑不过一个月，85%中小企业撑不过三个月。可以预见，休克复苏后的全球化将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富则更富，强则更强。
在企业层面，旅游业、航空业、餐饮业等行业抗风险性弱，对流动性高度依赖的企业注定命运多舛。在东亚各国，半导体原材料、汽车制造行业的重新洗牌，也是大概率事件。抗风险性强的企业，则拥有大量扩张与并购的良机。在国家层面，部分产业链暂时中断，可能会导致多个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社会失序、军事风险的火苗也可能燃起。
或许这正中了反全球化者的下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在其2002年著作《全球化的不满》中曾说，“全球化让世界上一些人很不满意”。2018年，他在修订版中补写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斯蒂格里茨的阐述正是我所担心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化休克，但反全球化者无力让全球化永远休克下去。一些发达国家恐怕也没有让全球化进程重新恢复到疫情蔓延前状态的根本动力。全球化的轨迹与疫情的走势密切相关。
中国需要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重塑进行提前布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不妨召集以类似“疫情防控与人类命运”为主题的国际峰会，邀请几个主要疫区大国的领导人，尤其是东亚、中东与欧洲、美国的领导人，讨论公共卫生安全对各国经济与发展的冲击与未来合作之路，分析重大的医疗数据，探讨防控经验，重拾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国际领导力。
对于大企业而言，借疫情防控之机，重新布局国际分工与内部治理已迫在眉捷。以“反脆弱性”的逻辑，认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在未来将频繁出现的客观事实，在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上强化应急管理机制与内部治理调整。企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上，须充分利用5G技术谋求数字转型升级，在投资、物流、财务、人事等各方面构建如同毛细血管般的全球数字化信息公路网中的精准治理。这样的企业才能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长期处在不败之地。
站在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布局，肯定将对“后休克时代”全球化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牵引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互鉴
与中国制度优势的释放」
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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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摩擦，给人类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时代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要加强文明交流对话和包容互鉴，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密对接，全面改革与全面开放相互推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道路。
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这种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核心是这些后进国家是否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半殖民地历史、加入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得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时刻刻都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的领导者懂得历史，这一点不像大多数西方政府。”坚持主权原则为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提供了国际法的保证，而自主性则为主权国家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提供了制度支持，动员了国内资源。1978年后，随着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决策者更加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并注重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提高二者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来应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挑战。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生存权作为基础性权利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的；其次，在不断引入外国直接投资（FDI）、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能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避免受到重大冲击就说明了经济自主性的意义；再次，在加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土文化的挖掘发扬、中国主流文化思想建设以及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这有利于避免自身文化在西方主导文化的挑战下衰败，并为整个社会摆脱文化思想的“再殖民化”提供了信心和支撑。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渐进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中国加入全球进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次完成的。1978年打开国门，1992年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对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则是在各个方面全面接轨；在空间层面上，先是特区开放，然后是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接着是内地逐步开放，实现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全面开放；在体制层面上，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社会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对外开放，相互学习。这三个层面的逐步完成，既符合中国规模大、内部复杂的特点，也符合全球化由多层次内容组成，并存在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
第三，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趋同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往往成为弱势文化模仿（主动或者被动）的对象，并由此消除掉他们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固然，趋同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通过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实现。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姿态，对于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等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和冲动。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边学边干”的创新。这种学习不仅发生在教育科技生产等领域，更发生在政府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学习外部先进经验、实现自我创新、改善治理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除了“边学边干”的创新，“试点-推广”式的创新也有利于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的适用度。这种起源于革命时代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提升到制度化层面。中国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出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方式也发挥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有效竞争，弥补了国家规模大、权力集中的内在缺陷。
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置于全球化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将其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我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制度优势的具体层面以及可能产生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启发。
「五个转变促进文明互译」
王铭玉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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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译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条件，文明因多元而互译、世界因多色而互译、文化因多样而互译、语言因多种而互译。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传播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意识形态差异的挑战，二是文化差异的挑战，三是语言差异上的挑战，这些差异引起的翻译认可度问题常常使我们陷入“客观上传而不通、主观上通而不受”的尴尬境地。若要畅通文明互鉴之路，必须要把文明互译之桥搭好，以五个转变来促进文明互译。
一、从习惯到融通的转变
改革开放是近四十年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中文和外译中两种表达方式，在文明互译的进程中，还必须做好中译外的工作，做好向国际化视野下融通中外的转变工作。融通中外就是要接好相应语言对象国家和地区的“地气”，让文明内容在异境生根发芽开花。融通中外就是既要准确表述原文的思想，又要让译文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范式、文化心理、表达习俗，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和语言进行互译。融通中外就是从技巧上做到追求契合，争取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最大对等；求同存异，寻求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平衡；创新翻译，让中国特色表述走向世界。
二、从居高到平易的转变
文明互译的“互”字体现的是彼此关注和相互理解，因此需要翻译之中避免居高临下，要姿态平等和文风平和。第一要解决站位问题，即要放下身段，站在官民合二为一的位置进行翻译；第二要转变话语口气，尤其是对一些政治话语的翻译不能生硬，不能高高在上以教训受众的口吻出现；第三要注意话语修辞方式，善于把林语堂“散文式表达”、埃德加·斯诺“讲述式表达”、戴秉国“辩论式表达”、傅莹“沟通式表达”、刘欣“对话式表达”等样例贯穿于我们的翻译实践中去。
三、从高境到低境的转变
欧美所属的西方文化是低语境文化，即在交流过程中说话人尽量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在交流过程中说话人常常是话里有话，需要听话人领悟说话人的言外之意。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要尽量采用低语境的翻译方式，摒弃译文苛刻要求对方“从中悟道”，做到早言、多言、善言，以明明白白译作来减少误解和曲解。
四、从内宣到外宣的转变
翻译分外译中和中译外两种形式，前者是把世界其他文明宣介给国内受众，而后者是把中华文明宣介给国外受众。从此意义上来看，文明互译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宣和外宣的问题。在此方面我们的一些翻译实践受到最大的诟病就是“内宣和外宣不分，尤其是把内宣等同于外宣，甚至把新闻与宣传混淆起来”。要知道，外宣的受众并不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之中，不同的政治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等都制约着翻译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研究受众，靠近受众，反对将内宣产品直接照搬到外宣的做法。
五、从动能到势能的转变
动能和势能是一对物理学的概念，前者指物体由于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后者则是由各物体间相对位置、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量。近些年，中华外译态势向好，但多以无序形态点状铺开的个人互译行为出现，所产生的动能有限。而改变此现状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势能，即通过高质量的互译，让“品质”与“趣味”、“文化特性”与“需求共性”、“外笔”与“外媒”相互作用，让翻译作品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用势能来促生中华文明国际形象的优化。具体讲来，就是完成从动能优先到势能优先的思维转化，以比较思维、创意思维、多元思维提升中国文化的互译势能，为中国文化“走进去”在国际平台上实现更大的价值积累文化互译势能。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01期，总第1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