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26)

中共寿县县委在1931年3月瓦埠暴动起就组建了秘密的武装，后在皖西北中心县委指导下，成立了寿凤游击大队，活跃于寿县、合肥、颍上、凤台地区。同年11月参加颍上黄家坝暴动失败，游击队领导人牺牲，队伍被打散。1932年秋，寿县中心县委恢复后，重新组织了寿县红军游击队。从冬天开始，在寿东南和合肥北乡一带不断打击反动民团，配合农民扒粮斗争，镇压地主恶霸，取得了许多胜利。1934年5月，鄂豫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中央关于迅速成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支援老苏区的指示，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决定将县内分散的各游击小组集中起来，与原寿县游击队合编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孙瑞训任大队长，张如屏任政委，曹广海任副大队长，曹云露任参谋长。全大队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编成3个中队。

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一成立，初试锋芒，频频出击。第一仗攻占南乡开荒集，击毙寿县“剿共”司令毕少山，缴获长短枪20多支，将没收来的粮食、食盐、衣服和布匹等分给贫苦农民。第二仗袭击国民党众兴区政府，打死敌人数名，缴枪20多支。“近几个月来约共肃掉了二十余个反动的大豪绅，前后与反动势力作过至少二十次的正式冲突,其中半数是与军队作战，最近曾击破皖北警备旅一个营以上兵力，在政治上给广大群众以莫大的认识”，特别是先后消灭了民愤极大、反共最凶的姚蔼卿、毕少山、董曙东等恶霸地主、反共司令和叛徒，沉重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在武装斗争迅速开展的同时，中心县委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高潮。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和仇恨，国民党安徽第四区专员兼寿县县长席楚霖哀叹“赤匪猖狂，寿县人心惶惶，无以安心，形势发展实有累卵之危”，并鼓动一批地主豪绅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惊呼“惨案迭起，党国元老屡遭杀害。”请求派军队来“尽快除尽土共”。

1934年夏，蒋介石连忙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中抽调一个师进驻寿县，“清剿”红军游击队。不久，游击大队在保义集和石家集之间的洪家油坊被东北军包围，游击大队长孙瑞训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被俘，在被敌人抬往寿县的途中，毅然从担架上翻落河中，壮烈牺牲。嗣后，大队长由曹广海接任，游击大队转移到瓦埠湖以东地区坚持斗争。

在“清剿”红军游击队的同时，国民党当局还扶持地方反动武装，纠集大批军警、特务，由反共专家、瓦埠区区长路奎汉充任“剿共”大队长，四处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迅速到来。其中“朱集、姚皋、保义、石集、堰口、史区等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城关、正阳关、瓦埠、双庙等地党组织，也遭到叛徒出卖。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住考验，先后脱党或向敌人自首。许多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继续奋战，坚贞不屈”寿县中心县委委员兼保义区委书记王道舟、杨庙区委书记马家礼等一批党组织领导人和革命志士遭敌人杀害。

面对日趋恶化的形势，寿县中心县委在小甸集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在目前情形下，面对强大的敌人，游击队已很难就地坚持下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摆脱困难处境，决定仇西华(县委书记，后被捕自首)、杨守先留在寿县坚持斗争，县委其他人员率领游击队向合肥方向转移。县委认为，部队转移到合肥后，可以联合合肥游击队，进一步向舒城山区行动，与苏区靠近，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寿县中心县委和合肥中心县委曾经合并过。早在1931年8月，为了配合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央曾将合肥、寿县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所属7个县的工作。1932年7月重新分设为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分开后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4年9月下旬，张如屏、曹广海等率领寿县游击大队120多人从寿县瓦东向合肥转移。游击队到达合肥南乡彭家圩时，与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关系，协同开展对敌斗争。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发来指示信：“寿县游击队为响应红军行动与配合合肥一带的游击运动，必须积极向着六安、合肥这一方面发展。你们是完全可能在六安、合肥、寿县交界处创立起游击区域的。”中央的指示肯定了寿县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的选择。

皖北游击大队的到来，给身陷困境的合肥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支持和希望。此时，合肥中心县委两次遭受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县区领导干部大多被捕或牺牲，县委所领导的庐北、合肥两支游击队在强敌的不断“进剿”下损失殆尽，只剩下孙仲德、奚业胜等五六个人和几支枪。鉴于寿县、合肥所属各地党组织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为迅速行动，重新打开局面，“将新形成的拳头打出去”，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决定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重新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合肥，刘敏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曹云露任宣传部长，曹广海任军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下辖合肥、颍上、凤台、涡蒙4个县委，庐江区委、舒城特支以及巢县、繁昌两个支部，共有党员56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