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辉: 因为这本书, 我万里赴陕北! | 文化纵横

这个时代，写书的人很多，但用心写的人很少，用心又用情写的人则是凤毛麟角了。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这本《风起陕甘宁》，无疑是用生命在写作。世上就怕认真二字，可一旦认真起来了，往往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正如书中正文最后一句话“有一两个人能因此而会心，有所感悟或感同身受，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看完这句话，我在文字下划上红线，又打了个五角星，随后合上书本，一刻也不耽误地踏上了从东海之滨到黄土高原的旅程。

为了这本书，万里赴陕北！因为，值得！

提出一个好问题，就成功了一大半，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建功立业，莫不如此。韩老师这本《风起陕甘宁》的薄薄小册子至少提出了三个好问题：区域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经济基础，革命者的优良作风从何而来！

多年来我一直说，韩老师是当世学者里文笔最优美的，至少在我阅读范围所及之处。全面细致介绍韩老师书中所有观点和论证过程，显然非我力之所及，似也没有必要。但就韩老师书中关切的重大问题，结合我的阅读和此番学习游历心得，略谈体会，或能有所补益。

▍万里长征“第一面”：一切都要从这碗面说起

民以食为天。对于革命队伍而言，也是如此。红军从1934年秋天走了整整一年，行程两万余里终于进入陕北，第一站就是到延安吴起镇，此地名就是源于战国名将吴起，他在此驻兵戍边多年，当地武德充沛源远流长。42岁的湖南人毛泽东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是羊肉臊子剁荞面。到了这里，毛主席知道红军要出头了，心情大好连吃三碗赞不绝口。为此，我到延安后第一顿早餐也特地找了家羊肉臊子剁荞面店品尝，确实美味，羊肉鲜，面劲道。

多年来农村调研的经验，让我逐渐摸索出一个朴素却有力的“调研方法”。如果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一定要品尝下当地的美食，因为当地最好的美食一定蕴含着那里的农业基因，而农业则是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美食——农业——生态地理，是一个基本的链条，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这对于理解传统农业时期的当地社会非常有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有深刻道理的，就从怎么吃饭入手！

羊肉，人间美味，美字就是“大羊”。宋代以前，中国人主要是吃羊肉和牛肉，尤其推崇羊肉。南宋以后，“二师兄”猪肉才逐渐占据了中国人餐桌的主位，这里大才子苏东坡居功至伟，是他发明了东坡肉（即红烧肉），后来流传甚广。因为宋室南渡后羊肉难觅，需要寻求替代品，加之猪肉量大，可以满足寻常百姓的需要。

中国适合养羊的地方主要在塞北、华北、西北等地，吃羊肉是北方人的饮食偏好，羊肉满足了人们的强烈肉类需求，利润丰厚。也恰恰因此，羊会与马“争夺”草场，马在农业时代是重型军事武器，羊马之争背后是商业利润与国防安全之间的较量，有人戏称北宋是吃羊肉而吃垮的王朝，并非空穴来风。

陕北是北方，是西北，是黄土高原，主要由延安和榆林两地组成。榆林还有毛乌素沙漠，甚至有长城，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就雄踞于此。现在延安的年降雨量不过500多毫米，当年毛主席和红军抵达这里时，森林覆盖率不足4%，因此，我们看到的当年的照片，几乎都是黄土地，鲜见绿色植被。我不由得想起来诸葛亮《出师表》里那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陕北当年就是“不毛之地”啊。陕北是农耕文明的极限边缘，从这里再往北没几步路，就出了农耕文明的区域，进入沙漠和草原地带了。

陕北长期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争夺地带，这里民风强悍豪爽大气，重义轻利视死如归，确与中华其他区域民风有较大区别。韩老师指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以往所忽视的重大问题。

陕北的条件艰苦，艰苦到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地步。一切还是从那碗面的成分——荞麦——说起。南方种稻，北方种麦，水稻产量高于小麦，因为南方水多，且雨热同期。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数字，水稻动辄亩产千余斤甚至两千斤，小麦单产八九百斤。解放前，北方小麦亩产一二百斤是常态，陕北这里的荞麦甚至只有几十斤。原因很简单，缺水，严重的缺水。荞麦并不是小麦的一种，它比小麦更耐高寒。陕北甚至连小麦都不适宜种植，只能种植荞麦，生存条件之艰难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也理解“瑷珲-腾冲线”的形成原因，西部地区缺水，导致粮食单产不足，进而必然是地广人稀，因为相同的土地面积，养不了东中部地区那么多的人。拿陕西和江苏浙江的人口密度比较，会发现这里只有长三角人口密度的1/4到1/3，而这里的年均降雨量大约也只有长三角的1/3。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水土，还是得先有水啊！

陕北的艰苦生存条件，也解释了为何这里是毛主席说过的“两点一存”，即长征的落脚点和走向全国的出发点，也是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陕北当年缺水少粮、土地贫瘠，无法滋养大规模的人口，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大规模正规军还是地方军阀，均缺乏在此用兵的动力和条件。缺乏用兵的动力，是因为打下来也没有什么好处，征不上来税，还徒费军饷。缺乏用兵的条件，是因为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大部队和重武器在这里无法施展，难以行军布阵。这是我之前严重忽视的地方，一说起黄土高原，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往往想到的是一大块平整的黄土地，其实不是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且近一千年里植被不断被破坏，经雨水冲刷后形成了千沟万壑的地貌。毛主席最豪迈的诗词《沁园春·雪》，就是在延安的清涧县写的，诗中“原驰蜡象”的“原”指的就是陕北特有地貌“塬”，即四周沟壑顶部平整的一大块黄土地。除了塬，黄土高原常见的地形地貌还有沟、梁、茆等。

这种误解，跟我出生成长于华北平原有关，因为那里的土也是黄土，而且就是黄河从黄土高原上搬运下来的，但华北大平原是非常平整的土地，没有千沟万壑的地貌。自上大学后我长期在长江以南求学工作，从未踏足黄土高原，缺乏实地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实地的调研感受还是极端重要，没有现场感，没有近距离的观察体验，终究是隔了一层，甚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国是超大型国家，各大区域之间因地理资源等条件的巨大差异而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这种分化从经济的角度看，正如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问题。当然这种区域分化，显然不止从经济角度来理解解析，从政治和社会等角度进行分析，也都是大有空间且对治理现代化颇为重要的。而地缘政治学和地缘军事学思想洞见在中国古代并不匮乏。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提出过“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就是一种“基本政治区”或者“基本军事区”的视角，

陕北在秦朝时森林覆盖率还能达到50%以上，生态环境整体较好，只是在长期的深度开发中日渐恶化。红军抵达时，早已从郁郁葱葱变成了不毛之地。但就是如此艰苦的局面，陕北的人民却硬是坚定地支持了红军，而且在毛主席1948年离开陕北东渡黄河21年之后，这里又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个来自北京且正处于人生和家庭低谷的年轻人。

这种事情近乎难以想象，一片贫瘠的土地，接连滋养了两位领导人。为什么？仅仅是巧合吗？在大中华，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关系是什么？在平时与战时，他们的关系又有何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协调？这些都是重大问题，显然非我这篇小文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瑷珲-腾冲线”是一种划分方式，大体分了东中部和西部两大区域，东中部人多地少、雨热充足、濒临大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长期是国家的重心与核心；西部地广人稀、光足水少、资源丰富、战略屏障、生态源地，长期是国家军事斗争前线和生态安全屏障。两大区域互相支持，难以分离。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是目前国家统计局的基本角度，在统计相关经济数据时依此划分。而结合文化习俗等，一般还会划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七个区域。

核心区域支撑着原有秩序，边缘地带孕育着新生机会，战争革命年代如此，经济建设年代依然如此。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到陕北高原的宝塔山，其实都是中华版图中的边缘地带，一个是内陆边缘，一个是边疆边缘。共产党不是没想过先拿下核心地带，想过，还试过，三大起义都失败了。原因也很简单，核心地带往往是原有秩序能量最集中的地区，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毛主席的“根据地”思想（即武装割据）具有重要意义，实事求是，立足长远。根据地主要是便于积蓄力量，之所以需要积蓄力量是因为需要很大的力量，而需要很大的力量是因为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沉重、敌人特别强大。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特区”其实也是版图的边缘地带，而且特区的叫法也跟延安边区有很大关联。历史并未隔断，而是延绵不绝。

最近二十余年，韩老师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从《五百年来谁著史》到《风起陕甘宁》一以贯之。而这次他特别指出了陕甘宁地区的尚武精神问题，因为这里长期是征战之地。以至于我在离开延安打车去南泥湾机场的路上时，司机师傅还跟我讲延安人和西安人在性情上差异很大，延安人不太在乎钱，仗义疏财义字当头，西安人还是精打细算有整有零。

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乏细密的水路运输网，商贸经济一直不如南方发达，加之政治统治力量强大，行政权支配社会的特征非常明显，由此也难以孕育发达的服务业意识和习惯。但同时，北方也因此心怀家国天下，重义轻利，组织纪律性强，敢于牺牲勇于斗争。“北方出将，南方出相”自有其道理。

革命地理学，或许是韩老师此书引出的一个关键议题，值得持续深入探讨。大国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一，这种统一既有央地关系，也有区域关系，区域关系其实也蕴含在央地关系里。区域均衡发展是必由之路，否则必然分崩离析。

在新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生态环境建设努力下，今日的延安森林覆盖率已超过50%，植被覆盖率则高达80%以上。在三天驱车2000里的陕北之行中，看到公路两旁到处都是绿色植被，我时常感慨，若不是部分地方还能看到黄土，实在看不出与浙江的绿水青山有何区别。浙江是绿水青山，这里是黄河青山，各美其美。

▍南泥湾和杨家沟：极限生存和广开财路

韩老师是文笔优美的思想家，纵横古今地阐释了陕甘宁历史传承与文化风貌，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我是个喜好实证研究的青年社会学人，脑子里总少不了一些基本的细节问题，比如红军的吃饭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

既然陕北生存条件如此艰苦，连当地百姓都生活困难，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都觉得此地无油水可刮而难以深入，那么当共产党带着几万红军涌入，以及此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爱国青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军饷开支如何解决？说到底，财政财政，先有财，后有政。共产党的财政到底建基在什么之上？

韩老师的书中对此没有太多着墨，我便带着困惑驱车去了南泥湾，因为那里有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还有在全国人民口中传唱的经典歌曲《南泥湾》。实际驱车去南泥湾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距离延安市区和杨家岭中央驻地颇有些路程，大约位于杨家岭东南方向50公里处，我心想当时即使生产了粮食运回杨家岭也很费劲啊，后来查阅资料才明白，南泥湾的选址是朱德总司令精心调查后选择的。这里是延安的南大门，既有重要的军事功能，还有开垦的空间和潜力。而王震率领359旅来到这里，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上级交公粮，而是首先解决部队自身的吃粮问题。359旅最后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吃粮问题，还居然可以向上交公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军队不但不吃公粮还可以交公粮的奇迹。建国后组织上派王震去新疆屯垦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南泥湾的战绩实在太好了，恐怕是我党最会屯垦的将军了。

南泥湾当年就已经是“陕北的好江南了”，今天自然更是景色宜人。我在临近下午四点到达南泥湾展览馆时，居然还有两个大团队要进入，以至于讲解员都调度不过来。参观过程中，因为我是带着问题看的，所以对一些数字就比较留心，但整体看下来，还是觉得有些对不上账。大生产运动毫无疑问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典范，也确实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但仔细看看粮食增产数据，还达不到翻一倍的数量，可涌入的人口规模却是极大的。此外，除了最简单的吃饭穿衣，更关键的是红军还要打仗，还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医药、生活物资等开支，耗费巨大。而且，查询资料后也注意到，大生产运动是解决了最低的生存问题，还不足以解决其他开支，那么这些开支从何而来？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毛主席也说当时“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总结好，吃饭虽然不是“第一位”问题，但却是“第一个”问题，是首先必然面对的问题，吃饭问题不解决，自然就没有后面其他什么远大理想的实现了。

这个困惑始终在我心头萦绕。几天的陕北之行，经常是白天参观走访，晚上查阅资料，临睡前满脑子想的都是心中尚未解开的谜团。直到我抵达榆林市米脂县的杨家沟时，才豁然开朗，找到了灵感。榆林米脂县的杨家沟与延安的杨家岭仅一字之差，却相距200多公里。毛主席带领仅有数百人的少量部队转战陕北整一年，行军2000余里，最后在米脂杨家沟住的时间最长，达120天之久，并在这里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随后从附近东渡黄河，解放全中国。所以，榆林米脂杨家沟历来的标签是毛主席带领大家从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的“出发点”，政治象征意义巨大。

但在从延安北上赶往榆林米脂杨家沟的路上，我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大，延安都够偏远了，怎么在比延安更北的“荒芜偏远”之地，会出现韩老师书中介绍的“百年扶风寨”这样的望族？杨家沟由当时的陕北首富马氏家族修建，是中国最高规格的窑洞。按常理，大富翁总是有个大产业，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怎么可能产生大富翁呢？

而这个困惑在我到达杨家沟时，给我讲解的马氏后人第一句话就道破了谜底。他介绍自家祖上之所以在这里能够发家致富，是因为本地乃是内蒙到山西太原之间商道的枢纽节点，历来是个要害之地。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实地调研走访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房宁老师这些年一直强调“向实求学”，学者们要用脚底板去做学问，一定要到达现场，这话我是听进去了。这句话对当地百姓和马氏后人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极为宝贵的“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对当地人来说习以为常，其实外人往往不得要领。而我之所以不知道米脂杨家沟是个商贸要冲，在于今日中国人往往对古代北方商贸通道不甚熟悉了。这条商道绝不仅仅止于内蒙，而是会向北通往俄罗斯，向南抵达福建武夷山。我们今天的国际贸易往往走海运、空运和铁路运输了，对这条古代陆路商贸要道生疏了，而且这条商贸通道在当今也逐渐衰落，不太引人关注。

那位为我讲解的马氏后人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虽然腿脚不甚灵便，但声音洪亮气势十足。我从他的第一句话里就意识到，陕北虽然土地贫瘠，但却是一个商贸发达之所。而后在查阅资料和回忆南泥湾展览馆的资料时，我突然想起来边区当时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在大生产运动中我党的干部们都在想尽办法鼓励商人们兴商利市，可不仅仅是鼓励大家种地产粮食。陕北当时出口的第一大品类是盐，因为这里产盐，而盐是极为重要的贸易物资，而且这里还产石油，加之还有其他一些物品。

一句话，共产党是很会“做生意”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懂经济的罕见奇才。他们可不仅仅是只知道高唱红色歌曲，只懂得打仗吃苦的一群人，否则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乃至后来的数百万人的革命队伍，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只是做生意、打算盘、记账本这些事情，往往比较专业晦涩，不如战场杀敌、艰苦奋斗等故事简单直接有力，因此搞经济的故事不易流传。

但我们作为后人，尤其是后来的研究者，若想真的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大众的一般常识性了解层面了，而是必须深入事情的机理，真正搞明白先辈的奋斗足迹和成功道理。

红军1935年秋冬之际到达陕北后，先是通过打土豪没收了一批物资支撑了一段时间，进入1936年就日渐紧张了，后来东出黄河进入山西打了一仗也获得了些资财，又撑了一段时间。而接着西安事变爆发，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后统一战线建立，国民党开始拨付军饷，再加上我党积极争取各界捐款，财政压力减轻了很多。根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财政》里的统计资料，1937-1940年间边区的财政收入中，外援的比例平均能够达到70%以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爆发，让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我党实力的迅速增长，随后开始停拨军饷甚至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试图困死我党和根据地的将士。这种困难局面的严重程度，甚至到了毛主席都提出来，大家是要饿死还是解散的地步。当然这两条路都不行，共产党人决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里就引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共产党革命的经济基础，到底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什么产业上？建立在什么群体上？1936年冒死进入边区的埃德加·斯诺也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专门写了一节谈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稍有阅历的成年人，都不可能不关心，一个团队的财政基础到底从何而来？斯诺记述，红军的财神爷林伯渠介绍了1936年边区的情况，当时其实压力也已经非常大。在《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相关各类资料，当时的共产党人其实对财政问题都是进行过细致研究的，账算得非常细致，甚至精细推算出1941年时一个陕北农民一年最多能够拿出10元，而供养一个红军战士一年包括军械物资等至少需要470元，即50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战士，那么“非生产人员”在一个地区的比例就不能超过2%，极限是3%。要知道这都是共产党的领袖们精打细算出来的，我看到时极为震惊，意识到自己之前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和粗疏，缺乏“革命经济学”的基本素养。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而干事业一定会知道柴米贵，否则根本干不成。那群共产党人是想干事、又干成事的人，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远超我们当下的常人。

韩老师此书的第二大贡献，就是提出了“革命经济学”问题，这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战争经济学。当年的知识经验和思路方法，今天过时了吗？不，依然是有意义的。美国近年来全力与我们经济脱钩，我们面临的内外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困难程度也颇为类似。让毛主席意识到农民税收负担沉重的具体事件有两次，因为当时“非生产人员”一度达到5%甚至7%以上，而对农民公粮的征收甚至达到13%，这在本就艰苦的陕北，已经是过于沉重了。他不仅不像一些政客那样愤不可遏要“枪毙农民”，还耐心了解民情疾苦，并尽快着手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后来才有了乡亲们送他“人民救星”牌匾和传唱至今的《东方红》陕北民歌。

当年的边区共产党人，其实没有将主要税源建基在农民和农业上，而是建基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甚至是捐款等方面，否则无法理解已经濒于生存极限的陕北农民，如何能够供养如此庞大的干部、士兵、学生和各类访客。

胡宗南打下延安后，蒋介石曾亲赴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查看，结果令他极为震惊，他完全没想到跟他周旋多年的对手居然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看着毛主席在延安穿着补丁裤子讲课的照片，与之对比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众高官大衣笔挺皮鞋锃亮的样子。但，恰恰是前者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共产党为何能够极限生存，而国民党不行？国民党当年也曾在重庆搞过一个类似南泥湾的试验田，结果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吃不了苦，干不了这样的农活。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以及士兵，如果不能够穿打补丁的衣服，如果不能够跟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光让农民极限生存甚至勒断裤腰带，而自己丰衣足食大鱼大肉，那是绝无可能的。

既能艰苦奋斗，又能财源广进；既有理想主义，又有务实灵活。共产党之所以“能”，我有了新的体会。财源广进和务实灵活，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有，他们缺的是理想主义和艰苦奋斗。

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其实一直是不断下降的，从1950年的39%到1979年的5.5%，再到2005年的0.05%，直至2006年被全面取消。其实宋代时，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就不再依赖农业税，其收入的七八成已经是商业税。后来尽管明清时期有所反复，王朝建立初期试图把财政收入建立在土地和农业税之上，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无法阻挡，工商业逐渐成了主流。韩老师在北大这两年专门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唐宋以来中国经典文献导读”，一门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文献导读”，其中在讲到经济学问题时专门做过精彩的解读分析，让我们期待他的新书早日面世吧。

▍杨家岭和梁家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13年，其中有10年是在延安宝塔区的杨家岭居住度过。在毛主席东渡黄河21年之后，一个青年从北京来到了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他在梁家河度过了七年知青岁月，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两地相距七十余公里，离得不远。陕北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滋养了我们党的两位领袖。

无论在延安宝塔区吃羊肉臊子剁荞面，还是在梁家河吃凉粉和烤月饼，我总是试图在品尝食物中去理解前辈的当年滋味，我相信人类的基本味觉还是千百年不变的，可以相通，可以感同身受。

在品尝陕北美食时，我时常吃着吃着就眼中湿润，因为每每想起老乡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用宽广的胸怀接纳风雨飘摇中的党和人生困顿期的下乡知青，我就体会到什么是“恩重如山”！有恩，就要报啊！

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毛主席为何一辈子见不得贪官污吏。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从严治党，天下为公，这是党的基因。

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领导人为何会对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高度重视。他曾经真实深切地在中国最贫苦的农村扎根苦干过，当年真可能一辈子在村里当农民的，他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并且带领大家努力奋斗改变面貌。一句话，他对农村是有感情的，真情实感，这一点跟毛主席是一样的。因为我这十多年久居浙江，一向山清水秀，所以对生态改善的事情体会不够深刻，但看到陕北黄土高原都成了绿水青山，我是极为震撼的。生态建设是千年大计，功在社稷，而且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或许也是党对陕北人民的一份宝贵的回馈。

吃苦，还是要去基层吃苦，去最苦最难的地方历练，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巨树。回想这些年在基层调研时遇到的情况，我忧心忡忡。大量的名校选调生看着也是派到基层去驻村两年，履历完整，但其实人经常是坐在乡镇办公室，甚至即使到了村里也并没有真的走村串户访察民情，而是负责各类填表和接待讲解，与百姓的距离非常疏远。这样的下派往往还是掐着点回城，回城之后大概率还会高升。如此孱弱的基层履历，将来如何能够担当重任，面对风雨，甚至惊涛骇浪？城市里更是如此了，社区姓区不姓社，依然是个普遍难题。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如何坚持并且不断发展，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干部和党员的培养如同炼钢，必须放到人民群众中去，必须跟人民群众一起面对艰难险阻，在实际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中成长起来，将来才能够成为人民的合格勤务员。

▍黄河在咆哮：中华民族永远在奔腾

五天的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专门赶到了延安的黄河边——壶口瀑布，这里是黄河最经典的象征，豪迈激昂，生生不息。

到了黄河边，总要去看看，这事受到我的博导曹锦清老先生的影响。恩师的名著《黄河边的中国》讲述的是90年代末河南的农民税负沉重问题。壶口瀑布处的黄河极为壮美，李白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真是这里最美妙的写照！我也给老师发了一张照片，想着让老师也能看看，就像去年我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黄河大拐弯处看到的奇景，那一刻我应该是看到了王维千年前也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在北大访学的导师潘维先生前年也到壶口瀑布，他当时在微信群里跟我们这些学生极为动情地说道“全世界懂中国文字的华人，在黄河边都感动，那是祖先的根脉所在”。我之前没到过壶口瀑布，但老师这句话我记住了，这次我看到了，体会到了……

5月24日，我清晨4点多起床，辗转12个小时，从宁波飞西安，再坐火车抵达延安。25、26、27日三天驱车2000里，参观游历了延安宝塔区的杨家岭、革命纪念馆、南泥湾，延川县的梁家河，宜川县的壶口瀑布，榆林市米脂县的杨家沟等地。收获颇丰，体会深刻，永生难忘。28日从延安的南泥湾机场飞上海虹桥机场，再坐高铁回宁波。这段文字就是在28日一路所写所记，在安静的南泥湾机场候机大厅写，在华北大平原的万米高空写，在嘈杂的上海虹桥机场候车室写，在长三角飞驰的高铁上写，在夜深人静的宁波家中写。

当离开陕北之际，我忽然觉得人生不可思议，我怎么会突然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呢？或许是缘分吧，我在第一天参观杨家岭毛主席旧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时，延安下了一整天的雨，当地人说是今年第一场雨，旱了很久了。这事似乎与韩老师相似，每逢参观瞻仰毛主席足迹时，总是遇到下雨。去年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我带读书会同学去韶山，也是如此。冥冥之中，似乎是毛主席借韩老师的生花妙笔将我引到了延安这片神奇的土地。我从这里看到了人生的方向，坚定了奋斗的决心！

韩老师用心写了《风起陕甘宁》，我认同韩老师，我认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崇敬我们党的领袖……行动，行动，还是要行动起来！我从韩老师的书中读到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那不行，英雄不应如此孤寂。

写文章，我远不如韩老师，我就用我的万里陕北行，为韩老师的新作点个小小的赞吧！

毛主席说得好，有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没有什么了不起，愚公终能移山！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