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张惟捷：史语所藏“类家谱”甲骨刻辞新探

史语所藏“类家谱”甲骨刻辞新探*

张惟捷

厦门大学中文系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要

自20世纪初以迄今日，“家谱刻辞”的真伪一直是甲骨学界的著名公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的公开讨论，使得此议题的迷雾逐步获得厘清。笔者曾据目验史语所藏甲骨实物，此次据以进一步复原碎甲，对聚讼已久的家谱刻辞问题再次予以检视，不仅证明了历来受质疑的“子曰”辞例于晚商确实存在，论证“子曰某”乃是称呼子之名的一种记录，同时也发现刻手在习刻完毕后，存在刮除旧迹，更换方向再行书写的现象。本文为揭示以上文化现象提供了基于实物的理论根据。

关键词：甲骨  卜辞  商代史  家谱刻辞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甲骨文与商代文化研究领域中，关于“家谱刻辞”的研究一直受到众人关注，这是一个延续超过百年的学术公案，虽然不是卜辞，却具有不同层面的重要价值。最初是由英国学者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与德国女性汉学家勃汉第（Anna Bernhardi，又译“本哈第”）于1912至1913年间，对数版甲骨实物的研究开始，引申出一系列的讨论，尤其着重于“真伪性质”的分辨，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1] 历来有许多学者参与到相关讨论中，包括英国学者金璋、中国学者胡小石、郭沫若、陈梦家、容庚、金祥恒、李学勤、张政烺、饶宗颐等人都曾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各自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20世纪70年代末，在广州召开的古文字年会中，以胡厚宣、于省吾两人为首的辩论最为重要。两位先生根据的材料大同小异，方法上其实亦不分轩轾，却对以《库》[2]1506为代表的家谱刻辞真伪产生迥然不同的判断。胡、于两人的学术观点其实可视作两种主流意见之缩影。[3]

在此论战之后，由于关键性证据的欠缺，学界对于此问题仍未取得定论，对家谱刻辞抱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亦所在多有，如金祥恒、严一萍、松丸道雄、陈炜湛、宋镇豪、蔡哲茂等人。而持正面观点的则有杨升南、张秉权、王宇信、汪涛、黄国辉等人。[4]

近年来美国艾兰、陈光宇均曾运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对《库》1506进行实地观测，认为真实性毋庸置疑，但是仍然在一些核心问题，如“子曰”语句分析方面，不能取得共识。曹定云甚至根据艾兰显微观察成果，推论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可知此问题之不易取得共识。[5] 对此学术公案的讨论，郅晓娜近来有两部较为完整的综述，对正反两方研讨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整理，读者可以参看。[6]

2018年，笔者曾以专文《从一版新材料看甲骨文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以下简称“《真伪问题》”）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讨论。文中指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的一组背甲，经过缀合已还原过半，其刻辞字体属于师宾间类。仔细观察实物，可以看到一系列被刻意刮除的字迹。经过辨认，我们认为其内容属于“家谱类”的记事刻辞。出于某种原因，这些与家谱是类及其相关的内容被契写在背甲上，且同样因为不明原因，它们遭到废弃并受刮削，然后这一版背甲被取作占卜，最后刻下目前所见的清晰卜辞。[7] 《真伪问题》藉由对第一手史料的直接观察，揭示了“子曰某”的语句确实存在商人语言及书写之中，可知胡厚宣等学者对此类辞例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有鉴于本版背甲所蕴含之学术意义重大，我们持续关注，近来又新缀上了残留若干文字的数片碎甲，取得进一步还原，同时观察到该版下半部存在一系列行款不同的刻辞，这些现象是此前没有机会见到的，属于全新知识。由于当时进行契刻准备前的刮削现象十分严重，字迹已无法完全复原，因此在缀合之外，亦借目验的机会进行更进一步的辨识工作，试将本版背甲尽量还原，制作新摹本及释文，并针对“家谱”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二、新材料的发现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8] 其实不仅全新出土的材料能带来新学问，若能对旧史料细加观察，亦往往能发现蕴含其中的重要现象，进而带来新知，关于此甲骨的复原与思辨或许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下列举本版背甲的缀合信息：

A：《合》13517（《乙》4817+5061+5520+5804）+《乙》6087+R60751（宋雅萍缀）

B：R53740＋R53840（古育安、吴军委缀）

C：R54970

D：R62431

A组本为数版背甲残片，史语所前人曾予以黏缀，2012年由宋雅萍缀合。[9] 其所载卜辞为YH127坑罕见的师宾间类字体，为贞问“乍宀于兆”、“乎帚奏于兆宅”、“曰 （师）在”等事，前两者可与第15次挖掘的甲种子卜辞“乍宀”合观，而后者则与同坑其他卜辞事类难以系连。在卜辞之外，宋雅萍已提到此版表面存有若干难以辨认的字迹：

本版第二肋甲上方以及边甲的位置，书体字口较浅，隐约可看到“口”、“曰”、“丁未”、“卜”等字，却文不成句，行款凌乱，无法释读，加上背面仅见钻凿却无烧灼痕迹，因此判断此版为部份习刻，此为YH127坑宾组背甲仅见之一版习刻。[10]

B组为第一、二边首甲，未经著录，由古育安、吴军委于库房目验实物缀合，[11] C组为第三脊甲，D组为第六边甲，此三组均属未著录之无号碎甲。[12] 今据尺寸、齿缝、盾纹与字痕等因素，将A、B、C、D四组加以缀合，请参见摹本（图1、2）。复原之后的背甲更加完整，形态上是安阳田龟的左背甲，就刻辞而言，除了一些残损文字的补全之外，更可观察到这些被刮削的刻辞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向，也就是说，契写者曾为了某种原因而转动龟甲摆放方向，细节可参阅摹本。根据新观察成果，笔者对之前《真伪问题》旧释加以修订增补，得到新释文，兹列举如下：

释文：

A1：……曰[]…

A2：[子]曰□子曰名曰[]…①+②

A3：□[子]…曰[(克?)]…

A4：□[子]曰[]曰□[曰]…①

A5：…[曰]…

A6：[]子曰[]曰[]…①

A7：[子曰(臣?)]曰[]…①

A8：□曰□子曰[]…②

A9：[]曰[]…①

A10：子曰[]…

A11：曰[]…[]…

A12：…[]…

A13：[子]□弋…（第六边甲）

A14：…子曰分子…（第六边甲）②

B1：[(营?)]子[曰]□[曰]□[曰]□[]…②

B2：[]子曰[]曰韦…曰[]…①

B3：□子…曰[]…

B4：[子]…

三、刻辞行款与词义辨正

首先在行款方面，A组刻辞可以被观察到的有14行（包括独立在第六边甲的两行），可辨识字迹短则二三，多则八九，分别竖排下行书写，位置集中在本版背甲的上半部，也就是以第一到第四左边甲与第一、第二左肋甲为主的部位。笔者在《真伪问题》文中主要讨论的就是这部份的文本。而B组刻辞可以被观察到的有4行，同样分别直行向下竖排书写，原本混入A组，不过经过审视实物，发现原本之前被认为同组刻辞的字迹，其实应该另外分出，这是因为A、B两组刻辞的行款方向不同所致（参见图3摹本），A组与最终契刻的师宾间类卜辞方向一致，与一般背甲刻写的方向相符，是自上而下排列；而B组则与A组垂直，可以描述为左转了大约90°，刻写起始位置接近脊甲，而非A组的第一、第二边甲。这样的安排较为特别，也不同于一般卜辞刻写的习惯，显然是某种特殊原因所造成的。从两组的“打破”状况来看，[13] 大体上可确认A组的刻辞完整性被B组所截断，也就是说正常刻写方向的前者受限于某因素（很可能是用完了版面），因此刻手临时将背甲左转，在第二、三左肋甲及第四左边甲处（未找到的第五左边甲亦应有此现象）刮出一块连续的空白位置，继续刻写。而从新缀上的第六左边甲刻辞方向可知，刻手刮除、“打破”的范围很可能就局限在未发现的第四左肋甲以及第六左边甲处，该处也几乎没刻上正式的卜辞。这种善用、惜用甲骨版面的实物证据相当罕见，非常值得学者重视。

至于在词义方面，观察全部18条刻辞，可知其语序结构基本呈现“子曰A曰B曰C”“子曰A子曰B子曰C”这两种形态，我们分别以①、②在释文后加以注明。为何不纯以同一类形态呈现，而有这两种类的差异？考虑到这两种形态存在混用的情况，刻手的动机并不复杂，且从现残有的字迹看不出刻意的区别，推测①类应可视作②类的主语省略写法，在卜辞中这种现象习见，刻手当时所要表达（记录）的仅是同一类「子曰某」的概念。

怎么理解“子曰”一语？胡小石曾指出：“……多书子曰云云，稽之卜辞，绝无此例。此断出自村夫子之手”，[14] 推论“子曰”一语抄袭自传统经籍来证成《库》1506等家谱刻辞属于伪造性质。现在从本版背甲看来，这个长期作为怀疑论的论据已不攻自破。我们知道，“子”的身份长期以来是殷商史研究的焦点，一般来说在卜辞中“子”可以是近亲意义上的直系亲子、旁系多子，甚至宗族意义上的同族宗子、国族意义上的外邦族长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子的称谓均建构于血缘及社会性脉络，较为复杂，若证据不足，不应仅以单一角度来看待。[15] 本版“子曰”之子所指显然也存在上述多种可能，我们不能仅以“亲子”面向视之，而排除这些子是宗族、社会意义上“多子”的可能性。

观诸晚商甲骨、金文现有的相关辞例，如以“子曰”连言的情况下，除了《库》1506、《合》14925（图4）等一般的家谱刻辞内容外，《合》21727、21793所载卜名卜辞“妇子曰戠⁄妇妥子曰啚”“妇妥子曰禽”亦是一类例子，卜名卜辞“子曰”之“某”为私名，为学界共识。陈光宇整理于省吾、张秉权意见曾指出：“由卜辞‘妇某子曰某’之例，如‘妇嘉子曰图’‘辛亥子卜贞妇嘉子曰若’（《合集》21727，21793）可确知商代人物有私名。家谱刻辞所列祖先名字皆为私名。”[16] 这应该是正确的，不过其内容属于贞问性质，属于为疑而卜，在本质上还是和本版讨论之背甲刻辞“记录已然事实”不同，尤其本版之“子”存在非亲子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应该区别看待。

图4

“曰”在卜辞中习见本义用法，表达一般的口语陈述，这以“王占曰”占辞用法最具代表性，例多不赘。此外也偶见于特殊前辞，如：

癸卯卜，王曰：端其𢦚。贞：余呼延鼗。（《合》20070）

曰子商至于㞢（有）囗（城）。乍火。（翦）。（《合》6571）

贞：曰雀来复。

曰雀来复。（《合》0706）  

贞：曰之。

贞：曰之。（《合》18860）

王曰：侯豹，（逸）！余不尔其合，以乃使归。

王曰：侯豹，毋归。（《合》3297）

余曰：帚鼠，毋祝。（《合》2804）

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因，风曰髟。

西方曰，风曰彝。

□□□勹（伏），风曰（厉）[18]。（《合》14294）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我们暂且将这些子认定属于“亲子”概念，并将“子曰A曰B曰C”、“子曰A子曰B子曰C”的句式与“称名”概念作直接的联系，这些辞例与家谱刻辞的“某子曰某”格式也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后者明确亲子或兄弟关系，在所有的“子（弟）”前均附加私名作为定语，呈现出严谨的书写形式，然而本版刻辞似乎在这方面并不重视。综观全部辞例，仅A2、A8两辞的“子”另外又出现于句中，存在“子”前该字可同时充作定语的一点可能性，其他部份则无此现象，大都均以“曰某曰某”的形式呈现，这或许提示了我们对本版及英藏家谱刻辞的书写内容及动机，仍应审慎分别看待为宜。即使本版本质上属于家谱的一种，无论所载为单一氏族、复数氏族于同时，或历时的亲子、宗子之名，也都只能算是以简约方式进行类似习刻的一种不严谨形态，因此笔者认为以“类家谱刻辞”指称之乃较为妥当。

四、刻辞写作动机

关于本版刻辞的写作动机，笔者在《真伪问题》文中根据刻辞字体特征、书写行款、不避兆等证据，已提出了习刻的可能性：

其用途除与占卜无关外，亦不能归入习见的记事范畴，既然如此，将其归入“习刻”的范畴应该是较妥当的选择。这点从其文字字体书写不成熟的情形也能看出，只要试将其字迹与正式卜辞的师宾间字体作比较就相当清楚。综合思考，这些进行书写练习者应当就是占卜机构中专司书写，直属于贞人的那些刻手，而这一版的子曰某刻辞，便是某一位不熟练刻手的日常练习成果。[19]

再进一步观察，A、B两组文字的书写方向相互垂直，且在版面上完全看不出相互覆盖的痕迹，彼此位置又紧密相连，如前所述，这暗示了我们这两组刻辞很可能事先写了其中一组，填满版面后予以刮除部份，再契写方向不同的一组。为何刻手要这样做呢？推敲原委，大概是对此人而言，这些契刻的内容并不具重要性，属于“当下╱临时”书写性质，具有很高的替代性，也就是刻手正在“练习契刻”，随写随抹去，才会产生在同一版面上顺手刮除字迹后换个角度继续写的有趣现象。

从书写行款来看，“类家谱刻辞”以复数竖行直下的多排书写形式呈现，这透露出当时很有可能存在已写定的竹简母本。我们知道，晚商时期竹简作为最主要的文献载体，担负承载讯息的功能，历经多年研究已无须赘言，且近年亦出土可与简牍竖行书写相印证的甲骨材料。[21] 推想当时刻手可能一边参考手边的简本，一边学习、揣摩字体，反复加以练习，“写”完了一面，持刀刮除大部分后，换个方向再继续练习。当然，由于缺乏第一手证据，我们还是无法排除刻手契刻这些内容时全凭记忆或想象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无须母本在旁而直接契写，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且并不冲突。

至于契刻的动机，刻手为什么选用这“类家谱”的内容作为练习的模板？我们曾对此做出推测：

这些内容较有可能是刻手自己所熟悉的某家族的单一或歧出世系，他一方面练习契写的技巧，一方面加深对这些内容的记忆。至于刻手之所以挑选谱系辞例作为练习对象，其动机应与习刻干支表类似，可能与较长段落的默背练习有关。此类挑选具有内在意涵的材料作为书写练习对象，显然与大部分内容杂乱的习刻方式是稍有差别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思考，这种世系的“记录”也有可能纯属虚构，只是在藉由一定格式、行款的书写来练习契刻的技巧，至于是否当时真有这些家系则已无从验证。但即使是虚构，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中确应存有“家谱”此一概念，否则这些特殊的内容便无从产生。[22]

结语

通过目验实物，本文复原出土已久的旧材料，形成“新证据”，对聚讼已久的家谱刻辞问题再次予以检视。明确了“子曰”辞例在晚商的确切存在，论证“子曰某”乃是称呼子之名的一种记录。同时我们深入观察，发现该版背甲存在习刻完毕后会刮除旧迹、更换方向再行书写的现象。以上几点，在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疑点需要厘清，例如这版背甲是在什么情境下被取作练习的用途？习刻当下该甲是否已经受过整治？习刻者与师宾间卜辞的刻手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此版“类家谱”刻辞的稀有，是否与YH127坑师宾间类卜辞本身的罕见存在某种联系？[23] 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有待未来更多新材料、证据的出现，提供解答的契机。

（2021年12月29日初稿）

（2022年2月17日二稿）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18ZDA303）阶段性成果。

[1] L. C. Hopkins: 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 JRAS, (Oct., 1912), pp. 1021-1028. Anna Bernhardi：Über Frühgeschichtliche chinesische Orakelknochen, gesâmmelt von Prof. Dr. Wirtz, Tsingtau (On early historical Chinese Oracle Bones Collected by Dr. Wirtz, Tsingtao), Baessler-Archiv IV,1913.

[2]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甲骨卜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石印本。以下简称“库”。

[3]胡厚宣：《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115-138页；于省吾：《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辩》，《古文字研究》第４辑，第139-146页。

[4]金祥恒：《库方二氏甲骨卜辞第1506片辨伪——兼论陈氏儿家谱说》，《大陆杂志》特刊第２辑《庆祝朱家骅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62年；严一萍：《甲骨学》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418-423页；松丸道雄：《甲骨文伪作问题新探》，温天河译，《中国文字》新3期，1984年；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0-213页；杨升南：《从殷虚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张秉权：《一支贵族的世系——儿氏家谱》，《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台湾编译馆，1988年，第364-371页；黄国辉：《“家谱刻辞”研究新证》，《出土文献》第3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3月，第78-87页。

[5] 艾兰：《论甲骨文的契刻》,《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上册，第203-216页；陈光宇：《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新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曹定云：《英藏2674家谱刻辞辨伪》，《古文字研究》第28辑，2010年10月，第169-179页。

[6]郅晓娜，《金璋的甲骨收藏与研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第139-148页；郅晓娜：《甲骨文家谱刻辞的提出和早期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新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2-36页。

[7]张惟捷、宋雅萍：《从一版新材料看甲骨文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30页。

[8]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9]宋雅萍：《背甲新缀十二例》第6例，《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6 期，第14-17页，收入蔡哲茂编著：《甲骨缀合汇编：图版篇》，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1年，第1028组。

[10] 宋雅萍：《背甲新缀十二例》，《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6期，第15页。

[11] 未发表，仅见库房记录。

[12] 可据R号（Registered Number）于史语所数位典藏网站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检索公开数据。B组复原彩照已可于网站检得，然不见缀合记录，仅载于库房纸本。

[13] 此处援用考古学术语，多指晚期遗迹对早期遗迹的破坏。

[14]胡小石：《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历来代表性探讨可参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3分，上海：1936年，第420-428页；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周的家族型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李学勤：《释多君、多子》，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朱凤瀚：《商周家族型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6]陈光宇：《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新6辑，第275页。

[17]蒋玉斌：《说殷墟卜辞的特殊叙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18] 释“ ”为“厉”，参蔡哲茂：《说甲骨文北方风名》，《东华汉学》2013年第18期，第1-24页。

[19]张惟捷、宋雅萍：《从一版新材料看甲骨文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26页。

[20] 字体的差异，除了是习刻与正式熟练刻手的水平高下之别外，事实上也存在这组“类家谱刻辞”契刻于贡入大邑商之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刻手并不隶属于王家，而这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亦即“类家谱刻辞”所载也可能是某个多子族的世系（前提是刻手并非随意契刻），此为魏慈德教授提醒笔者。以上需要更多材料才能展开深入探讨。

[21]即“大司空村出土刻辞牛骨”，清楚的字排界划显示出书写者深受简牍文本的影响，参何毓灵：《河南安阳市殷墟大司空村出土刻辞牛骨》，《考古》2018年第3期。

[22] 张惟捷、宋雅萍：《从一版新材料看甲骨文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27页。

[23] 单就目前可见的所有背甲卜辞，宾组大类约有两千余版，其中师宾间类（A与B）仅见十余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若缩小范围到YH127坑背甲，师宾间类亦仅有两版，其罕见可知。参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辞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2013年，第91、291-292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4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排版丨刘晓晗

审核丨李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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