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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浦东论坛的成功举办，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这很有意义。改革开放40周年从实践上给我们提出了课题，今天在论坛上我们所谈的一切都来自实践当中非常鲜活的问题。过去40年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形成了非常有特色新型的市场经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组讨论中，有同志中提到，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这是习近平同志的重要尝试，试图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的同志也在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学理化、理论化，复旦大学的史正富教授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三维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一维市场经济，在传统西方理论中，市场经济主体就只有一个私营企业，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除了企业以外，还有竞争性地方政府，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在主体上是多维的、多层次的。在经济理论上如何进一步深化这一点，今天仍然是摆在政治经济学家面前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任务，这其中的话题很多。过去4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运作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分析了一系列制度形式，比如分析了农民工，农民工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劳动市场运行模式；政治经济学家也分析了竞争性地方政府，学术界把地方政府看作是中国模式区别于传统东亚模式的根本点；我想进一步补充的一点是，如果前两个制度形式在学术界的研究都还有所分析和反映的话，还有一个制度型式则在现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空白点，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party-state），这是决定过去40年道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最重要的制度形式。在十九大报告当中，习总书记讲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何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反映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党不是传统政党，党、或者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可以看作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学界在理论上还很少从这个层面理解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课题要做。随便举几个例子，中央任命郭树清同志担任央行书记，他也是银监会主席，这个任命体现了党领导央行的原则。如果去看西方经济学教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是中央央行理论，是所谓央行独立性的理论，在西方，这个理论是被看作反凯恩斯主义的，它强调央行只盯住通货膨胀目标，而不必对产出和就业负责。这个理论事实上和西方自己的实践也是脱离的，2008年以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不是央行独立性理论所宣扬的政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对郭树清同志的这个任命是对央行独立性理论的明确的挑战，因为是党在领导央行，而在党的目标函数里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除了党对政府机构的这种领导外，党还有其基本价值。共产党要不忘初心，所谓初心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党要把基本价值贯彻在经济实践和经济工作当中。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因为这是党的基本价值。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党作为经济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今天上午主旨演讲嘉宾讲到，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社会主义经济学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们还有理论上落后的地方、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地方，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学理化、理论化，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开拓。

    第二届浦东论坛的召开，又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化我们的认识——《资本论》的概念和理论能不能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能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哥达纲领批判》可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我个人认为，将《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对立，是不恰当的，这两个文献代表的理论，可以结合起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以谈。前几天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其中着重讲了如下观点：如果我们剥掉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资本论》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恰好解释了市场经济为什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制度，或言之，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我们完全可以运用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内核，剥掉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把这个理论一般化，使其可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关键的就两个，第一是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第二是剩余或者利润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充分参与竞争，这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小组发言当中，我还提到最典型的是中国的汽车业，家用汽车业在90年代中期以前，即在没有自主品牌汽车进入之前，是被国外品牌主宰的天下。正是因为以奇瑞汽车为代表是一系列中国自主品牌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低端家用汽车才开始降价。奇瑞汽车是地方国有企业，今天在中国汽车行业，有外资主导品牌，也有纯粹本土的私营品牌，比如吉利，也有大量国有企业，如上汽、长安汽车等等。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加强了这个行业的竞争，而不是相反。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是要求获取利润必须依靠生产力进步，而不是依靠过度剥削，国有企业的目标模式和这一点完全吻合。从上述意义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资本论》的原理和理论，在适当拓展其生产关系的适用范围后，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在上面的例子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事实上是一个理论参照系，一方面解释了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根据这个参照系，如果利润完全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即在同时压制了奢侈性消费和对金融资产泡沫的投资，就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按劳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讲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在那里，按劳分配的实现也要预先进行几项扣除，如要扣除用于投资和共同消费的支出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扣除如投资是由企业来决策的，因而似乎难以调节。但是，我们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党的领导，因而完全有条件比纯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制度设计，迫使全社会的经济剩余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为逼近按劳分配奠定基础。

    最后，我想谈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和政策-制度话语的关系。上海财大曾有同志提出有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由这两类话语共同构成的，这两种话语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彼此之间在形式上的确也有不同，可以借用古人的话，两者合而不同。在这两种话语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政策-制度话语总是对实践当中鲜活的甚至急迫的问题的回应，而且是在意识形态、政策层面的回应。另外一方面，学术话语就不一样，同样一个问题比如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央文件可以这么讲，在大学这么讲虽然很必要，但是就不够。你还得结合既有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对它作出学理的论证，在这个方面我们责无旁贷，这一点你做不好，政策话语就显得比较单薄。我一直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存在于高校的学科当中。与会很多同志是来自马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制度很好，但是有一个小缺点，例如，一些学校只有马院的人在搞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好像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了。比如政治经济学，有些地方马院有这个学科，经济学院就没有了，这事实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建议应该有一些制度设计，让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话语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各个学科各个学院，这样才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落到实处。

2018年7月20日

孟 捷 

作者简介

孟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

责任编辑：张雪琴    审校：龚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