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不要浪费掉时间窗口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2-11-28

珍惜来之不易时间窗口,避免无秩序的破防。

再次重申拒绝躺平,只是讨论另外一些科学问题。
(一)疫情的演化有两条道路,一种是随着疫苗的推广以及特效药的成功,大流行能够较快停止,这样中国可以完美躲过疫情,以全世界最惊人的低代价,渡过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可以当做我们的目的,只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零感染,就可以安全渡过危机。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疫苗基本普及后(全球已经接种了129亿剂疫苗),大流行并没有终止,特效药也迟迟不能问世,不过,病毒危害性下降了很多,逐渐过渡到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态度,疫情演化朝着第二种方向发展:新冠疫情可能将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这种情况下,动态清零仍是必要的,但是无法再成为我们的终极目的,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或手段,为我们创造时间窗口去争取更多应对资源,减少死亡。
(二)总体来讲,在疫情第一阶段,中国的动态清零是全球最成功的抗疫模式,这个模式有效克服了中国医疗资源的不足,创造了世界最低的死亡率。如果按照当时病毒的死亡率,中国发生大流行的话,至少要死亡三四百万人。同时,动态清零有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延缓了全球经济衰退,不可想象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衰退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场面,中国生产的稳定运行,也为西方国家抗疫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
但是随着疫情演化为第二种模式,原有抗疫政策的损益表出现了巨大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三个现实的问题:
1.     奥密克戎传播力度几何倍数增加,过去顶多是个别城市爆发,现在动辄几十个城市爆发,上亿级人口不同程度被限制流动,封控的成本相较于疫情前两年也是几何倍数增加;2.     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如果与外部的交流长期被隔断,将进一步增加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挑战,减弱经济增长动力;3.     持续社会封控,导致的收入下滑、就医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亦会导致人均寿命的减少,虽然中央对层层加码、一刀切问题三令五申,但是由于地方执行能力差异很大,由此产生的政策负面效应,可能逐渐抵消之前的成果。
因此,动态清零很难成为一种可以长久持续的模式,我们终究要在某一天不得不面对与病毒共存的问题,并且目前整个社会的耐心在逐渐流失,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但是共存并不是意味着躺平,而是需要我们思考在合适的时机放开前,如何利用好动态清零创造的时间窗口,做好各种应对,尽量减少生命和经济损失,达到一种最优化的抗疫路径。
(三)总体来说,为了让我们以更小损失渡过疫情,以最快速度实现经济复苏,在剩下并不宽裕的时间窗口里,以下几个事情值得认真思考落实。
第一, 准备应对疫情暴发的医疗资源。充足的医疗是减少病人死亡的关键,上海疫情表明,只要是医疗资源跟得上,60%以上的的危重症患者都可以被救治过来。疫情第一阶段,西方国家之所以产生惊人的超额死亡,就是因为当时的病毒重症率高,医疗资源无力应对,比如德国的ICU床位有2.85万,而需求量是4.5万,而奥密克戎大流行时期,日韩的死亡率仅为美国九分之一左右,也是因为随着疫情发展,医疗资源可以应付危重症患者需求,因此避免了多数超额死亡。
参照其他国家大流行期间的统计,我国如果发生大流行,高峰期每天感染病例约420万左右,普通病床需求量25万张,ICU需求量约2.1万张。我国目前具有各类病床总数944万,平时利用率约70%,应对一般入院患者是绰绰有余的;ICU病床约6万张,平时利用率达到90%以上,可以拿出来给新冠患者的空余资源并不多,估计空缺在1.5万张左右。
因此,应该把抗疫的巨大经济投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ICU病房。一些反对建设ICU的专家认为,其建设和维护成本过高,尽管建设10万张ICU病床需要的物质成本在1000亿左右,每年维护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在2000亿左右,但是与目前全国大范围的核酸、隔离费用相比,以及与造成的间接损失相比,微不足道。
11月17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指出,定点医院的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这个目标应该坚持贯彻下去,不能因为应付其他防控任务,而忽视这个真正能最终挽救生命的治本之策。
第二, 在老龄人群中推广疫苗。新冠感染者主要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而疫苗接种率决定了他们的抵抗能力。比如,在今年春季香港大流行中,80岁以上死亡的6449宗病例中,打完第三针加强针的仅有31例,而未打针或仅打一针高达5834例,也就是说没有完成基础免疫的群体死亡率是打过加强针的188倍,可见防死亡的关键是推广疫苗。
国外都是年轻人接种率低(如日本30岁以下人群接种率不足30%),而老龄人接种率高,我国恰恰反过来,行政资源可以动员、约束的学生和中青年职工接种率全球最高,但是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接种率低。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80岁以上老年人两针接种率为61%,三针接种率为38%,而日本分别是98%和72%。我国实际接种率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比如作为公共卫生条件最好的北京,80岁以上老年人三针接种率不足30%,陕西则仅为15%左右。
据医学界推算,我国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每提高10%,死亡人数就会减少25万,如果维持目前接种水平,我国大流行死亡人数约在150万,而如果将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提高到90%,那么死亡人数降降至30万人,远远低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每年导致死亡人数。
不过,最近半年时间,我国基层防疫人员配比,几乎全部放在核酸检测和隔离上,已经严重疏忽疫苗接种。现在多数人疫苗有效保护期已过,如果产生大流行,免疫屏障已经非常脆弱。因此,在检测和隔离之外,仍将保障好疫苗接种,这才是挽救千千万万生命的功德无量的事情。
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增加疫苗种类供给,尽量为国民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除了传统灭活疫苗外,还应该加快mRNA、腺病毒载体疫苗投入市场的速度,给国民更多选择。针对国民担心的副作用和安全问题,一定要给予接种者反馈副作用的渠道,一定将副作用统计信息及时公开,减少民众恐慌抵触情绪,这也是接种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继续完善优化预防和治疗方案。这里面比较核心的问题有如何划定隔离范围、隔离时间等,尤其需要如何治疗轻症状患者的问题。武汉疫情后,我们探索出方舱隔离治疗法,这更适应疫情初始阶段病人少,症状重的情况。但是基于现在症状逐渐减轻,居家就完全可以治疗,集中到方舱反而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尤其是老年人,往往经不住转运的折腾,在方舱的休息和营养条件未必如家里,对于治疗并不是好事。
另外也需要考虑建造和维持方舱的成本问题,如果未来轻症状感染者占全国人口的10%,也就是1.4亿的话,每个人治疗期间是7天,整个疫情持续两年,那么每天需要134万张方舱床位,尤其是高峰期需要290多万床位。就算一个患者每天在方舱的花费是150元,仅日常运营成本的累计就达1470亿元。

第四,做好舆论宣传疏导,减少恐慌。近三年来,病毒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武汉疫情期间感染人数为45346人,死亡3869人,死亡率为8.53%;今年上海疫情累计感染者超过62万,死亡人数580人,死亡率为0.093%,仅相当于武汉疫情期间死亡率的1.09%;而本轮广州疫情,累计感染超过10万,仅有两例重症,无死亡病,并且病毒未来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会进一步降低,可能会低于普通流感。
然而,很多民众对病毒危害性的理解,还停留在疫情初始阶段,认为是不治之症;加上很多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对病死率、后遗症等问题的歪曲性宣传,如果我国终究一天不得不与病毒共存的话,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抵触,造成社会不安定,更会造成大量轻症状患者挤兑医疗资源,引发医疗系统的混乱。
因此,在有限的窗口期应该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尤其应该鼓励公共卫生和传染病专家发声,改变自媒体假消息主宰舆论场的局面,让国民准确了解病毒的危害,并教会大家如何应对病毒,以实现社会的平稳过度。
第五,做好应对经济衰退的准备。在持续三年的抗疫中,我国经济表现除了强大韧性,但是由于经济流动性长期被束缚,加上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变差,最近经济上已经出现很多疲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形势注定不会平顺,比较可能出现问题的有: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引发的失业问题;供应链不畅引起的制造业滑坡;地方财政紊乱带来的公共支出减少以及地方债等问题;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降低,带来的消费萎缩及个人债务危机问题。
在过去三年伟大的疫情阻击战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政府手中的资源和工具越来越少,各级政府接下来一定要抓紧钱袋子,剩余的资源既要照顾眼前防控,更要考虑到未来长远发展,为疫后复苏经济未雨绸缪,切忌提前透支政府财力。
(四)最后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社会资源被提前过渡消耗,国民信心被过渡消耗,导致的无秩序破防,这样的话,窗口期将被浪费掉,过去巨大的抗疫付出也成为“沉没成本”。期待全社会保持信心和团结,在过去抗疫成果基础上,利用好动态清零政策创造的窗口期,平稳渡过疫情、实现经济复苏,探索出一条最适合国情,代价最小的防疫模式。相信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