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陈申等：探索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探索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陈　申（S Chen）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郭思佳（S J Guo）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薛馨华（H W Sit）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提 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将传统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成全球流行的“国际汉语教学”。其研究方法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本文以澳大利亚大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实例，就采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研究方法对教学的某个方面做深度研究提出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和建议，以激发对教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关键词：汉语  教学  研究方法

一、 引言

“‘是’与‘不是’，难以定夺。”这是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一剧中的名言。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我们都时时面临这个两难的局面，国际汉语教学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会是例外。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国际汉语教学的研究是应当“化整为零”还是“化零为整”？是应当“宏观思辨”还是“微观实证”？是“提出假说”还是“等待结果”？毫无疑问，本文的作者们希望深入探讨，而不是企求非此即彼或似是而非的答案，更不是用一种研究方法来否定或对抗另一种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学者和教师们至少经历了三次学术大讨论。首先是对汉语教学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对外汉语教学”变成了“汉语国际教育”，那么这个学科到底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还是教育学的范畴，学界对此的意见不一致，难以定夺。其次是进入“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方法是否还有研究的必要，是否应当更注重对教学模式的探讨，讨论中大家见仁见智，各持己见。最近一次是有关“应然”与“实然”的讨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视角聚焦于教与学的研究课题。由此引发出近年来对教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例如，郑艳群（2016）指出，在大数据时代采用数据挖掘的科学方法可以为研究汉语教学开拓新的途径。她全面地讨论了汉语教学数据挖掘的特点、方法、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对语法教学结构和过程的“应然”与“实然”进行研究和对比，探讨语法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而发现教学规律并总结研究范式（郑艳群、袁萍，2019）。

本文作者是在澳大利亚大学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学者和教师，虽然身处澳大利亚，却特别关心对国际汉语教学的研究。我们在澳大利亚开展了一些采用数据挖掘方法的实证研究，初见成效。谨以此文就数据挖掘研究方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与国内的同行们分享，共同探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新方法。本文试图举出几个实例，拓宽视野，也许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二、“化整为零”还是“化零为整”？

第一个问题早在学界讨论国际汉语教学的学科定位和探讨汉语教学模式时就已经争辩过。陈申（2013）曾经特别分析过加拿大语言教育家斯特恩（Stern）早在1983年提出的观点：语言教学不仅需要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的支撑，同时也以教育学作为理论基础，教育学中的许多分支学科，例如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行政和管理学、教育政策与规划、比较教育、课程论、方法论、教育科技和教学测试评估等，都和语言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一个领域的新发现和理论进步必然或多或少地带来语言教学的改进和革新。换言之，属于语言学还是教育学并不重要，国际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几个板块，即由斯特恩提出的著名的第二语言教学四大支柱：（1）语言本体；（2）二语习得；（3）文化环境；（4）语言教学（Stern，1983）。这种将语言教学化整为零的提议在西方语言教学界，包括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国际汉语教学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正如我们进行语言教学时会将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分别处理一样。可是我们都十分明白，对技能的这种四分是人为的，是为了教学和研究的方便和需要。在语言使用和交际中，四种技能会同时或交叉使用，不分你我，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关于如何培养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的师资，陈申（2015）就已经提出，采用“反思渐进”的模式培养汉语教师时，化整为零的做法可能阻碍整体的考虑，建议用三个维面来表达语言教学，取代现存的“四大支柱”，从三个立体维面来设计师资培养的课程，这三个维面分别是：（1）教学维面；（2）文化维面；（3）技术维面。不难看出，对“四大支柱”进行解构和重建的目的在于克服化整为零的缺陷，考虑到化零为整的各个因素，从而全面地看待国际汉语教学，全面地培养汉语教师必备的方方面面。无独有偶，薛馨华（201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新的概念，建议为了保证汉语教师培养的完整性，应当重组一个师资培养的体系，即：（1）教育方面；（2）文化方面；（3）技术方面；（4）学校方面。薛馨华（2019）认为新增的学校方面极为重要，因为学校的教学实践活动在师资培养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在当今国内从事汉语教学的主力军多为研究汉语本体的学者和教师的前提下，较多地关注某一个方面并不奇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汉语教学研究成为研究的主流也完全可以理解。汉语本体研究在国内研究成果中占较大的比例，这是事实，且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通过强调某一学科的重要性而排斥和忽视其他方面，诸如教学、文化、技术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取的。可喜的是，国内紧接着掀起的对后方法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的大讨论扭转了仅仅注重汉语本体研究的局面，焦点从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汉语”一下子移向“教学”，传统的“学院式”高谈阔论变成了“接地气”的课堂教学实地调研。例如，郑艳群、袁萍（2019）强调用数据挖掘的研究方法研究汉语教学中的某个环节，详细且深入地挖掘教学现象、过程和特点，总结和归纳规律与范式，研究的成果就像拼图一样化零为整，便于我们一叶知秋，由小而知大，通过无数的“管窥”，最终看清汉语教学的全貌。从这点上来说，郑艳群、袁萍的建议和行动给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正能量。

三、“宏观思辨”还是“微观实证”？

第二个也是国际汉语教学领域久而未决的问题。宏观思辨和微观实证究竟谁强谁弱？两种研究方法是否有优劣之分？在现实中，喜欢和熟悉宏观思辨研究方法的人常常会责备使用后者的人捕风捉影，凑合数据，推测结果，因此得出的结论值得怀疑；对微观实证研究方法情有独钟的人往往批评使用前者的人闭门造车，高谈阔论，不接地气，因此得出的结论经不起推敲。然而事实是两者各有千秋，喜欢不同方法的人不必互相贬低，更不应该互相否认。

众所周知，宏观思辨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的研究方法。学术论文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古今中外面面俱到。要做到这些，需要多阅读，开卷有益，“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家对于宏观思辨的文章也喜闻乐见，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立论、思考、分析、雄辩、提炼和写作，达到论述研究主题的目的。思辨的文章往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主观见解，标新立异，推陈出新，以理服人。不难看出，宏观思辨代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古人强调遵从先贤的训导和公认的哲理，其论文写作的格式和文风至今有效，前人的著作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所以宏观思辨的研究方法要求人们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思路敏捷，笔杆子的功底要坚实，因为论文需要“写”出来，不仅要写得让人看明白，更要具备文采，修辞炼句，吸人眼球。

20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兴的社会科学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传统，将实证研究引入社会科学中，由此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应运而生。这些实证研究用实验的结果或数字资料揭示了学科中的种种规律，从而推出系统的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这些实证研究往往是微观的，通过一点一点地做，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在实验发现的新问题中继续寻找新的实验课题，周而复始，循序渐进。西方科研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归根结底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价值：发现的任何结论必须由证据支撑，可以经得住实验的重复检验和推敲。任何新知识的产生都是对已存在的知识的补充和更新，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怀疑和批判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他们不相信“巨人”，不相信必须跟随“巨人”的脚印走，只相信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否则，牛顿的“万有引力”不可能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替代。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一直跟随他的导师弗斯（Firth），不批判创新，就不可能有“功能语法”的诞生（Halliday，1978）。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语法”（Chomsky，1965）导致了一场“语言革命”，可是他的博士研究生很多成为“生成语法”的反对者，创立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不迷信前人，但尊重前人的发现，这一点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被广为尊崇。这起始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研究就是为了发现新东西。苏格拉底则说得更明白：“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唯一的真智慧就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知。）”简而言之，我们不管做语言研究还是教学研究，出发点就是不带偏见、不迷信前人、不设框框，客观公正，从一无所知到有所知、有所悟。本文的作者们绝没有说西方的研究方法样样完美，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诞生，质化的、量化的应有尽有。如果只要依赖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讨论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必要了。

社会科学的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传到国内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十分适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在教育学领域的使用也相当广泛。在汉语国际教育这个学科内，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基本上都使用实证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思辨。就是在汉语本体研究方面，用量化的数字证据说明语法规律、词汇使用频率或篇章结构特点等也越来越普遍。在汉语教学方面，也有研究者提出“通过教学计算的方法，系统地对汉语教学进行精细化研究和描写”（郑艳群、袁萍，2019），这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和创新。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是宏观思辨还是微观实证都是由研究课题决定的，最适合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就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本身价值相同，没有优劣高低之分。

相比而言，用微观实证研究方法写出的论文费时费力，如果没有实验数据或实地调查的结果，就写不出论文，因此论文不是光凭脑子，就可以一手“写”出来的，而是靠实验“做”出来的。做出了实验结果，自然就能如实写出。在西方的学术刊物中，总的来说，实证研究论文是主体，思辨文章较少见，因为鉴定论文好坏的其中一条就是要看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严密，是否切合论文所要解决的科研主题的需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国内理科学者的论文容易被国外学术刊物采纳的原因。但国内的文科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宏观思辨的论文很容易被国外学术刊物拒之门外。

四、“提出假说”还是“等待结果”？

第三个问题涉及我们是应该在实验前先提出因果关系假说，还是不预先设定可能的因果关系，而等待自然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需要用实证的方法来回答。我们用三个具体的研究个案来说明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看一看数据挖掘方法和实验研究的互补关系。

案例一：

澳门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刘锐采用大数据分析诊断研究方法对汉语本体做了一项微观的实证研究。他所研究的是中文学术论文中的“报告动词”和“引用他人文献”的现象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引用的特征与英文学术论文相对照，期待找出规律。他的研究得到了相当有价值的结果（Liu，2019）。他认为，报告动词（RVs）诸如“认为”和“提出”等词常常引出他人的文献或话语，这是学术论文的一个特点。对于英文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报告动词，国外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但是对中文学术论文中的报告动词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他利用所在大学现有的科技设施，开展了大数据分析诊断研究。他借用了中国知网（CNKI）作为语料数据库，从中选出30篇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语言学三大学科的学术论文，诊断和分析文中所有的报告动词。他的研究发现，从频率上来讲，中文学术论文的报告动词和引用总体比英文学术文章使用报告动词和引用的次数少，这是有统计的数字结果来证明的：前者每篇文章使用报告动词18.0次，后者每篇文章使用报告动词28.6次。这种板上钉钉的效果是思辨式研究无法达到的，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刘锐发现：汉语母语者在引用他人文献时，多直接记录，不加自己的评价；英语母语者在引用他人文献时，必然讨论、评价，将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只要言之有理，证据充分即可。如果我们接受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中西文化差别所造成的研究传统，不难看出：汉语母语者相信前人所言，不愿意多加批评，拿来用就是了；英语母语者则怀疑前人，通过批评，找出漏洞，标新立异。由此也让人看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刘锐的发现不仅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解释，还涉及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显然，刘锐的大数据研究是不设前提和假说的，惊人的结论是在数据分析中发现的。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与传统实验方法相比，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有三个特点：“（1）实验的方法是对一些假设进行检验；而数据挖掘的方法是在没有假设的前提下发现规律，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规律。（2）实验的方法一次只能观察两个或三个因素对研究问题的影响，而数据挖掘的方法可以同时观察或发现更多的相关因素。（3）实验的方法是通过选定符合条件的某些个体，通常数量较少，一般为20～30人，结果在语言教学中通常难以重复或未做重复实验，而数据挖掘的方法是通过大量样本的计算，更能反映群体性特征，结果也更有说服力。”（郑艳群，2016）

案例二：

薛馨华和郭思佳在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内就低年级汉语听力训练做了一次实证性微观调查。该研究项目的英文报告（Sit & Guo，2019）已经发表，可以参见由Springer 出版的Digital Humanities and New Ways of Teaching一书。该研究的目的在于检查如何使用带有字幕的录像来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研究的对象是一年级的66名学生（28名男生和38名女生）。鉴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特点，这66名汉语学习者中有16名是具有汉语背景的华人学生（家中使用汉语或方言的移民第二代）；有50名非汉语背景的学生，他们的母语包括英语、韩语、日语、印地语、越南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和俄语等。为了找出这两组学生在使用带字幕的录像时的效果有什么不同，研究者分别采用了字幕全文、字幕关键词、无字幕等录像片段，进行历时性的实验，实验前后分别进行了听力理解的水平测试，并在实验中使用了问卷和访谈等量化和质化手段。不难看出，研究者在实验前是有设想的：字幕的存在可能会帮助学生进行听力理解，使用带字幕的录像对于汉语背景的学生和非汉语背景的学生的作用大概是不一样的。这项实验的最终结果是：带字幕的录像对提升汉语背景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的作用不明显，过多的信息容易使学生分心，进而影响其内容理解的连贯性；相反，对于大多数非汉语背景的学生来说，带字幕的录像由于具有多种渠道，即声音、影像、字幕，其听力理解能力的提升较为明显。除此以外，该研究还得到许多令人意外的参数。

案例二说明：其一，实验研究从研究者预先提出的因果关系假说出发，在受控的条件下，检验目标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目的是验证假说，发现因果关系，是一种有效的实证方法；其二，实验研究可以和问卷、访谈等数据收集手段结合起来，其结果可以相互佐证。在大多数使用英语的西方国家，汉语尚属于小语种，这些国家缺乏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开展汉语教学研究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必须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和研究环境的可控性来确定最经济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即为了使用某种研究方法而决定研究什么课题。

案例三：

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意识到，学习汉字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难点，而母语为韩语或日语的学生学习汉字时的进步较为明显。为了创建一套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行之有效的识字教学模式，我们把目光先集中在几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上：（1）掌握日、韩文字的学生较容易掌握汉字；（2）具有英文、法文背景的学生较难掌握汉字；（3）会越南文、印尼文的学生英文写作较好；（4）使用中文和泰文的学生英文写作较差。这些现象是否是普遍现象，需要有大量的研究对象，用大数据的方法来验证。这些现象自然引起我们的怀疑：难与不难是否和母语者原有的“图式”有关？这里的“图式”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又可以称为“基模”（schema）。图式是动物和人认知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图式可以视作存储和使用信息的档案柜，图式处于永久的变化之中，不断修正、调整、扩大、深化。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几点大胆的设想并提出假说：（1）图式包括了形象信息和概念信息，同时不断更新语言元素和文化元素；（2）图式对书面语言形式的储存具有单维和双维两种；（3）具有单维图式的汉语学习者比具有双维图式的汉语学习者更难掌握汉字；（4）汉字难学与否的关键在于图式能否得到有效调整，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基于有效的图式调整。这些假说是否成立需要大数据研究方法提供数据和证据。这些假说一旦成立，我们就可以根据研究的结果建立一个学习模式。

这项研究由于人力和物力的原因尚未展开，但至少也说明了如下两点：实证研究的设计是可以建立在假说上的。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往往起始于假设和幻想，最终成为现实。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许多有待证明的假说，没有假说，就没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我们不能仅仅等待自然的结果。采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地“狩猎”。现在不主动出击，更待何时？

五、结语

本文以三个令人困惑的“是”与“不是”为出发点，通过思辨和实证的方法，简单地讨论了倡导大数据挖掘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今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本文揭示出研究方法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和各自特点，主张研究方法的使用必须服从研究课题的需要，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偏爱。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方法选择的重中之重，绝对不能忽视。我们再三强调，不能片面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种偏见压制另一种意见，研究方法没有优劣之分、强弱之差，只有是否适用之别。对国际汉语教学的研究需要多元共存的学术氛围。探索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新方法和开拓研究的新领域不仅是国内同行的天职，也是海外同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略）

本文载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2期（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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