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涵、李正栓 | 辞赋阐释中文学与文化的互动——论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译介策略
李子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正栓，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翻译研究。
内容摘要：康达维对辞赋文学的研究和对《昭明文选》的译介极大地促进了辞赋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他也因此广受中西学界认可。本文通过梳理康达维求学经历来探寻他翻译实践取得成功的个人原因，进一步分析他在译介《文选》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对内容和形式的忠实是康达维翻译实践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当前中国文学英译所要吸取的经验。
关键词：康达维；辞赋文学；《昭明文选》；译介
康达维（David Richard. Knechtges, 1942-）是美国汉学家、美国人文社科院院士。1968 年，康达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相继任教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和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并致力于中国辞赋文学研究。他在该领域的成就甚至“ 超越当代中、日有关专门学者”（蒋文燕 14）。自 1981 年开始翻译《昭明文选》以来，他已出版三册《文选》英译本，译本囊括了《文选》中所有辞赋文学。时至今日，他的译本仍是西方辞赋文学研究最全面、最权威的参考资料。除了专注于中国辞赋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康达维还主持进行了《中华文明史》的译介工作。康达维针对辞赋文学进行的研究和译介活动客观上推动了该 文学样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2014 年，中国政府授予康达维 “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 和 “ 国际汉学家翻译大雅奖 ” 正是为了肯定他作出的贡献。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虽赋闲在家，但仍于书案勤勉，继续进行《文选》的译介工作。
从中国文化步入辞赋文学
1942 年，康达维在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Montana）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人， 母亲则是护士，整个家庭同汉学并无联系。生于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康达维能够走 上辞赋译介和研究道路，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高中时，康达维结识了卫德明。当时，康达维受身为护士的母亲的影响，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因此他最初专注于化学和生物学。但在康达维 2019 年所作的选集自序中，他坦言 “ 虽然我当时的兴趣主要在科学方面，但我真正喜爱的是语言和文学 ”（康达维，《赋学与选学》 9）。这种 “ 真正喜爱 ” 等待着一个能够生长的契机，这一契机正是由卫德明带来。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康达维选修了 “ 远东史 ”（Far East）课程。这门课程有两本指定读物，一本是《骆驼祥子》（Rickshaw Boy, 1945） 的英译本，另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2）。对这两本读物进行专题演讲的教授正是卫德明。在演讲中，卫德明并非只是单纯地进行故事情节梳理，还阐明了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最让康达维震惊的是，为了配合西方读者的喜好，译者竟然将《骆驼祥子》的结局由悲转喜。演讲结束后，卫德明用高中生能够理解的语言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这种博学儒雅的风度同样使康达维倾倒。在听过卫德明的演讲后，康达维开始重新考虑在大学中要研读的科目。尽管此时的康达维对中国只有模糊朦胧的印象，但他还是选择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学作为研究方向。
1960 年，康达维没有成为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化学系的学生， 而是进入华盛顿大学远东系学习。康达维深感自己对中国所知甚少，因此入学前两年 并没有选修卫德明的课程，而是跟随其他老师学习更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知识。在大二时，他选修李方桂（Fang-Kuei Li, 1902-1987）的“ 中文速成班”，对中文进行了系统学习， 掌握了中文的基础运用。康达维在严倚云（Isabella Yen, 1921-1991）的 “ 高级中文 ” 课程中阅读了《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他首次接触中国古典小说。严教授鞭辟入里的讲解激发了康达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经过两年积累，康达维 在大三时选修了卫德明的课程，正式跟随卫德明学习，这是两人第二次产生交集。
卫德明 1905 年在山东青岛出生，并在中国完成早期教育，于 1924 年回到德国。因为纳粹势力的扩张，卫德明于 1932 年重返中国，直到 1948 年才离开。在中国近四十年的生活经验让卫德明对中国的理解具体而深刻。独特的个人经历，加之来自家 庭的汉学积淀，使卫德明课堂上所讲述的内容从不局限于课程本身，而是囊括了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等方面关于中国的研究。在卫德明的课堂上，康达维不但系统梳理 了中国历史文化体系，还对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的认识，并且首次接触了 辞赋文学。正是在“ 中国文学史” 课程中，康达维读到了卫德明的德文讲稿《天、地、人 —— 扬雄 < 太玄经 > 与 < 周易 > 比较》一书，从而知晓了辞赋大师扬雄的名号，这为他日后的博士论文以扬雄为切入点埋下了伏笔。
卫德明广博的授课内容与他自由的教学风格相辅相成。这种自由体现在对学生积极性的调动上。他并不限定学生的必读书目，而是 “ 每一次演讲前……把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书目和文章写在黑板上，这些资料包括英文、法文、德文、中文和日文 ”（268）。学生则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去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资料。在卫德明的引导下，康达维接 触到奥地利汉学家赞克（Erwin Von Zach, 1872-1942）所译的德文版《昭明文选》。在三年级的暑假，康达维全身心地投入到德文版《文选》的阅读。数月后，康达维既 掌握了德语的基本运用，又对这本瑰丽的中国古代文学选集产生了兴趣。正是这时打 下的基础，促成了康达维日后英译《文选》的译介活动。毕业前夕，康达维曾与卫德 明探讨将来的计划。在卫德明的建议下，康达维向哈佛大学的研究所提出申请，并很 快得到批准。同时，康达维优异的成绩让他获得了华盛顿大学奖学金的资助，因此在 经济上也没有了后顾之忧。1964 年，康达维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前往哈佛大学深造。
在哈佛大学期间，康达维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相关知识。在学习中， 他意识到 “ 研究学问不是死读书，更不是向他人炫耀的工具；研究学问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生的事业”（蒋文燕 15）。但由于哈佛大学中缺乏辞赋文学研究指导， 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康达维回到华盛顿大学，再次成为卫德明的学生。
博士生学习期间，在卫德明的指导下，康达维开始研读贾谊、司马相如、刘向、刘歆等人的辞赋作品，这使他对西汉辞赋发展有了深刻的理解。而对西方辞赋研究史的梳理让康达维能够清晰地了解欧美辞赋文学研究现状，并使他洞察到其中不足之处。同时，受卫德明 “ 汉赋滥觞于修辞学 ” 这一观念的影响，康达维跟随罗伯特 • 白英Robert P（. Payne, 1911-1983）学习“ 中世纪修辞学” 和“ 中世纪文学” 两门课程， 并尝试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辞赋研究。此外，李方桂教授的古音韵学知识让康达维能够精准把握辞赋文学的音韵特点。康达维在学习过程中所作的诸多努力最终凝结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扬雄、赋和汉代修辞》（Yangshong, the Fuh and Hann Rhetoric, 1986）。在这篇论文中，康达维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对扬雄的生平、辞赋作品和辞赋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实现了对扬雄辞赋创作的全方位总结。这篇文章充分证明了康达维作为辞赋研究者的突出能力，也让他真正踏上了辞赋研究的学术道路。
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积累、对前辈汉学家译介实践的反思，加之对修辞学和音韵学的系统学习，这些都促成了他日后《文选》英译本的精准翔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卫德明将康达维带入辞赋研究之路，而康达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这条路上继 续前行。自此以后，辞赋研究和译介成为康达维的终生事业。
以辞赋文学透视中国文化
得益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系统学习，康达维能够注意到文本背后隐藏的文化现象。在辞赋研究中，康达维专注于文本，但不被文本束缚。他将文本与时代背景结合，以文本作为洞察特定历史文化的窗口。这种研究方法使他的论文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透视。
1980 年，康达维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 33 期上发表了《刘歆、扬雄关于 < 方言 > 的往来书信》（“The Liu Hsin/ Yang Siung Correspondence on the Fang yen”）一文。在该文中，他翻译了刘歆、扬雄的两封书信，并对避讳习俗、作家创作风格进行了论述。1981 年，康达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ic Studies） 第 41 期上发表《司马相如的 < 长门赋 >》（“Ssu-ma Hsiang-ju’s Tall Gate Palace Rhapsody”）一文，文中的论述展现出作者扎实的音韵学功底。在发表于 1982 年的论文《道德之旅 —— 论张衡的 < 思玄赋 >》（“A Journey to Morality”）中，康达维阐释了 “ 玄 ” 对张衡乃至中国文人精神理想的影响。1986 年，康达维的论文《文宴： 早期中国文学中的食物》（“A Literary Feast: Food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在《美国东方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 106 期上发表。在这篇论文中，康达维陈列了从先秦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食物的例子，以此阐明 “ 食物的调味作为清明的政治 ” 这一暗喻。在康达维 1992 年所作的《文学皇帝：汉武帝》（“The Literary Emperor: The Case of Emperor Wu of the Former Han”）中，他指出汉武帝的文学兴趣对汉赋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并将汉武帝称为 “ 诗人皇帝 ”。1997 年，康达维将先前讲座内容整理成论文，取名为《渐致佳境 —— 中世纪初的中国饮食》（“Entering the Realm of Delight: Food and Drink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并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期刊》第 117 期。康达维在该文中叙述了早期中国人食用的主食、蔬菜和肉类，并认为烹饪在中国是一门 “ 艺术 ”。英国阿什盖特出版社（Ashgate）于 2002 年将上述论文同其他文化论文共 15 篇集结成书，以《古代中国早期的宫廷文化与文学》（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为名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康达维对中国文化的思考。
除了文化论文，通过对西方学者辞赋研究和自身翻译实践的反思，康达维也产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2005 年，康达维发表《玫瑰还是美玉 —— 中国中古文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康达维对“ 意译” 的翻译方法表示怀疑，并证明将“ 汤饼” 译为 “soup and dumplings” 的译法是错误的，以此说明逐字对应翻译的重要性。2007 年，康达维在 “ 中国中古时代的游观 ” 国际讨论会上宣读了《中国中古文人的山岳游观 —— 以谢灵运 < 山居赋 > 为主的讨论》（“How to View a Mountain in Medieval and per-medieval China”）一文。康达维以《山居赋》为切入点阐明谢灵运的文学理想和政治抱负，并在此基础上透视了中国文人的文化态度。2008 年，康达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做了名为 “ 应璩的诗歌 ”（“The Poems of Ying Qu”）的演讲，演讲稿后被整理为论文《选集的缺憾：以应璩诗为个案》。该论文围绕选集文体分类和选集在诗文流传中的作用展开。在刊登于 2014 年《文史哲》第 6 期的《欧美赋学研究概观》中，康达维梳理了早期西方汉学家对辞赋文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也指出了早期辞赋研究者认识中的谬误，如翟理斯称司马相如“ 是浪荡子弟，年轻的时候与寡妇私奔。因诗文成名， 后被皇帝招到朝廷任命高官。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也没有流传下来 ”（Giles 97）。这种基本常识的缺失影响了汉学家对辞赋作者的态度，因此间接降低了译文的准确性。《玫瑰还是美玉》一文收录进《中国中古文学论文集》，上述其他论文收录于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的《康达维自选集：赋学与选学》。这类论文向中国学术界展示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促进了中西辞赋研究界的良性互动。
随着康达维辞赋研究的深入，他对“ 赋” 的英文译名的思考也越发成熟。最初，“ 赋”大多被译为“rhyme prose”、“prose poetry”、“poetical description”、“verse essay” 等名称。此类译名是诸多译者以西方文学传统关照中国古代独特文学形式的产物，“ 对于那些将所有作品分为有韵和无韵两类的评论家，赋是韵文；对于那些将规律的韵式结构作为 判断标准的评论家，赋是散文 ”（Fang 546）。这些译名将 “ 赋 ” 同 “ 诗歌 ”、“ 散文 ” 这两种文学形式混杂起来，因此模糊了 “ 赋 ” 自身所具有的文体特点，使辞赋沦为诗歌和散文的附庸，不利于人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了解辞赋文学。康达维并不赞同这类译 名，他在翻译前期用 “Rhapsody” 一词来对应 “ 赋 ”。“Rhapsody” 一词是指吟唱《荷马史诗》的吟游诗人，后也指宫廷作家的即兴朗诵。赋固然不能等同于史诗，但辞赋作 品内的瑰丽铺陈和玄思奇想与史诗中时常出现的迷狂情绪及壮观景象有颇多相同之处。有批评以 “ 史诗在吟诵过程中就为听众明了，而赋这种博杂的中国文学样式绝不可能单靠聆听来理解 ”（Knechtges 102）等理由反对这种译名。但康达维所选用的定名方法不再拘泥于诗歌和散文之间，而是聚焦于作品内部的艺术特征。用 “Rhapsody” 来对应“ 赋 ”，虽未能做到天衣无缝，但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把握辞赋文学的基本风格，着实是一种进步。现如今，康达维也放弃了 “Rhapsody” 这一翻译，而主张直接用其音译 “Fu” 进行表达，“ 因为我觉得应该让那些研究欧洲文学的、美国文学的人知道 ‘Fu’ 这个名词， 所以我只用 Fu”（蒋文燕 16）。“Fu” 更好地将赋体文学同其他文学形式区别开来，保持了其独特的文化特点，这使得辞赋文学在传播过程中拥有了更鲜明的中国身份。这 一系列转变表明康达维对辞赋文学的态度由最初的热爱，转化为对其独特性的尊重与 认同。这种态度与他《文选》英译本中对 “ 中国特色 ” 的尊重是一脉相承的。
康达维的辞赋研究成果让他广受赞誉，他在多所大学开展的讲座也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文学与文化在美国学生群体中的传播。但纵观康达维的学术生涯，英译《昭明文选》一事应当是他最杰出、最辉煌的成就。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因编选领导者箫统死后谥号为“ 昭明 ”，故在题目中有 “ 昭明 ” 二字。《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了自先秦到梁七八百年间共一百三十余位作者的作品，诗文总数将近八百篇。在当时，西方译本只有奥地利汉学家赞克所译德语版，但该译本并非全译本，内容也缺乏相关注释。康达维在阅读过程中有感于资料匮乏，遂对《文选》译介一事产生兴趣。
1977 年，康达维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资助，因此能够翻译《文选》。经过四年的前期准备，他于 1981 年正式进行翻译。后经十五年耕耘，他已完成对《文选》前十九卷辞赋部分的翻译，并出版了《昭明文选英译第一册：城邑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I :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昭明文选英译第二册：祭祀、畋猎、纪行、宫殿和江海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II :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和《昭明文选英译第三册：自然风物、鸟兽、情感、悲叹、文学、音乐和激情之赋》（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ume III: Rhapsodies on Natural Phenomena, Birds and Animal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Sorrowful Laments, Literature, Music, and Passions）。虽然他戏称自己为 “ 最慢翻译家 ”（康达维，《赋学与选学：康达维自选集》205）， 但在十五年间，以一己之力翻译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取得这样的成果，绝非进展缓慢，反倒是如有神助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文选》的过程中，康达维在中国的张台平教授那里获得了颇多帮助，两人最终喜结连理。
康达维的翻译信念是 “ 执着作品的原文和原意 ”（康达维，《赋学与选学》 207）。他很认同纳博科夫所说的 “ 最笨拙的逐字翻译胜过最漂亮的意译千百倍 ”（Nabokov 127），如果翻译无法做到字斟句酌、一一对应，那么 “ 无论对英语读者还是中国文学都是一种伤害 ”（赵敏俐 37）。这种信念促成了《文选》英译本的精准翔实。
译文的精准翔实首先源于康达维对原文字义的准确把握。辞赋文学以铺陈著称， 文段中包含着诸多冷僻生奇的字词，中国人看到这些名称时都会一头雾水。康达维在处理这类字词时仍然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以西晋木华所作《海赋》中的“ 天纲渤潏 ” 为例，华兹生将其译为 “The Heaven-appointed waterways swelled and overflowed”（天定的洪水，波涛汹涌泛滥）（Watson 72），这句话虽流畅可读，却与原文意义不符。“ 天纲”并非 “ 上天降下 ”，而是 “ 天的纲维 ”, 即用以维系天体的绳索。原文译为白话应当是：洪水何其浩大，冲刷着维系天体的绳索以至于大量泡沫产生。因此，康达维所译的“the mainstays of heaven frothed and foamed” 也就既忠实于文，又契合于意。
其次体现于对连绵词和叠韵词的翻译。对这类词，西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曾感叹 “ 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刘勰 442）。辞赋作家为了张扬自身才华，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这类词语，且用词越发冷僻，这着实给翻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出色的音韵学知识让康达维能够在翻译肇始就敏锐地察觉到这类词的“ 不可拆分性 ”。为了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好领略辞赋文学的语音魅力，康达维在翻译过程中使用 “ 双声或是对等的叠韵词 ”，并希望借此 “ 实现汉语词汇原有发音的和谐效果 ”（149）。所谓双声， 就是指英诗创作中的“ 头韵 ”，即通过连用两个或以上首字母发音相同的单词来创造和谐音律美的语言技巧。落实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就是以压头韵和同义词重复的方式来模仿连绵词音韵；以“-ing” 结尾的现在分词形式模仿复音词的压尾韵。郭璞《江赋》中 “ 潏湟淴泱。滌闪口沦。” 一句被译为 “Dashing and darting, scurrying and scudding, Swiftly streaking rapidly rushing”，音韵和谐，使人敬服。
至于文中所出现的怪石、草木、鸟兽及花卉名称，康达维或是向《本草纲目》之 类专著求教；或是于《左传》等典籍中探求它们最初的定义，以求得到切实准确的译名。康达维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学的异域翻译者，做到以上几点已属不易，但中文与英语 终归是两种不同语言，二者在转化过程中语义上必然有所缺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康达维极度强调注释的重要性。《文选》近乎每行必有注，注释体量已大大超过了译 文内容。在康达维看来，注释不仅仅是帮助理解的工具，更是传播异域文化的桥梁。注释应当“ 注明文中相关的词句和语法、特殊词汇、同字异音现象、特殊读音，典故出处， 辨明字义，同时讨论罕见词句的用法”（康达维，《赋学与选学》 208），以求最大程度实现文化传播。朱振武曾在《文学翻译实用指南》导读中指出“ 文学翻译除了需要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均应精通外，还要对两种语言文字，文化包括民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知识都十分熟稔”（朱振武 2），而康达维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康达维所作的种种努力不仅让译文贴近原著，更使他的作品保留了鲜明的 “ 中国个性 ”。
在康达维辞赋文学翻译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翻译观，无疑是 “ 异化 ”，即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语源文化的特色。康达维认为译者去讨好读者的行为并不明智，读者本身就处于熟悉语言文化的 “ 谄媚 ” 之中。因此不如让读者体会异域风情，并引导他们接受原作的语言文化习惯，所以康达维力求做到 “ 尽可能地保留或许会令读者惊讶的比喻说法，甚至是一些非比寻常的措辞用语”（康达维，《赋学与选学》 207）。但这并不意味着减损辞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字斟句酌的翻译使辞赋文学的铺陈性和形式美得以保留，从而使译文更具异域色彩。在这种翻译信念指导下所写就的译文，不只是可供专家学者研究的一手资料，也是可吸引大众品鉴的美文。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特点， 极富中国特色的译文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并更新他们的观点和知识。
文学文化，殊途同译
由于不同时代的辞赋文学既具共性又各具特色，康达维曾动情地将赋称为 “ 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 ”。“ 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 ‘ 赋 ’ 而言；后来……有些作品不再以 ‘ 赋 ’ 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 ‘ 赋 ’ 的体裁本质 ”（康达维，《论赋体的源流》 40）。辞赋的发展历程同石楠花繁育过程一样，成就自身，而后反哺其他文学形式。随着研究的深入，康达维不仅独赏一支石楠，还进入产出石楠的土地，与中国学者一同研究。
1985 年，康达维通过书信与中国汉赋研究泰斗龚克昌取得联系，这是他同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接触。1986 年，康达维参加在汕头举办的 “ 第一届国际韩愈学术研讨会”， 并提交论文《韩愈古赋考》。1988 年，康达维赴长春参加 “ 第一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被长春师范学研聘为名誉教授。同年，他在龚克昌的邀请下前往山东大学进行讲座，并被聘为客座教授。1990 年他参加山东大学举办的 “ 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 ” 并担任副主席。1997 年，康达维翻译龚克昌的《汉赋研究》，并由美国东方协会出版社出版。康达维的种种努力加速了中西在辞赋研究领域的知识交流，既扩大了辞赋研 究在西方的影响，又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观点。
与中国日益频繁的接触，使康达维的译介实践也不再仅局限于辞赋文学。2012 年4 月，由康达维主持、多名学者参与翻译的《中华文明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属于首批“ 中华文库” 工程。这部耗时五年翻译完成的书于同年参加伦敦国际书展， 海外声势颇盛。《中华文明史》是由袁行霈主编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 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其内容之广涵盖了 “ 遂古之初 ” 到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间的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等多方面内容。康达维的翻译信念仍体现在该 书的翻译过程中。整个团队在进行翻译时，力求贴近中文原文。2007 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的译稿讨论会上，袁行霈教授充分肯定了译本在尊重原文文本、意愿方面取得的成就。这套书大大扩充了西方世界的中国典籍，拓宽了了解中国的视野。
康达维想要了解中国的愿望促成了他对中国文学的专注，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纵观康达维的学术生涯，自他接触中国文化， 到着手进行译介，他从未将中国文学视作 “ 他者 ”，而是深入其中，体察幽微。浸淫汉学数十载，用“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来形容他对中国知识的学习最为妥帖。如今他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仅由于他渊博的学识，还与他真正尊重、认同中华文明的文化 态度密不可分。正因如此，2014 年 8 月 26 日，74 岁高龄的康达维先生荣获 “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奖励身在海外并为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做出特殊贡献的外籍翻译家、出版家及作家，莫言的 “ 御用翻译 ”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就曾获此殊荣。同年 11 月 1 日，“ 国际汉学家翻译大雅奖” 又被康达维捧得。一年内两次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世界性奖项，足见中国政府对康达维所作贡献的承认 与肯定，他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西传者，成了 “ 异邦的中国人 ”。
求学生涯中名师的指引和康达维自身的努力造就了他的成功，但他却很少提及自己的艰辛。在蒋文燕副教授对他的采访中，他 “ 总是怀着最大的敬意谈起师长们的传奇经历 ”（蒋文燕 22），却未曾提到自己的辛劳。他从中国获取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有名为 “ 谦逊 ” 的中国智慧。“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 的理想遥契于千年后的大洋彼岸，这或许是康达维偏爱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原因。“ 发愤著书 ” 的精神也鼓舞了康达维的译介活动，使他在西方开拓一片新天地。如今，退休后的康达维教授赋闲在家，并着手完成《文选》未译部分的译介。得益于康达维的 “ 异化 ” 翻译观和出色的音韵学知识，《文选》英译本得到中西学界认可，此书也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西传。但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想要真正 “ 走出去 ” 不能仅靠一人，而需中外译者长期努力。在译介过程中，译者既要忠实于意，又要契合于形，让具有 “ 中国特色 ” 的译文走进西方视野，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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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涵、李正栓，辞赋阐释中文学与文化的互动——论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译介策略，《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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