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丽 | 《古董家》的葬礼仪式与新旧共同体
张秀丽，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苏格兰文学与历史小说。
内容摘要：沃尔特 •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古董家》通过书写不同阶层的葬礼仪式展示了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对法国入侵的危机想象，以及对苏格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思考。以贵族及其维护者为代表的旧式人物活在过去的荣誉观念中，难以与现在和解，或凄然死去，或暴卒，反映出旧共同体的割裂与解体；而以普通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式人物在面对死亡时则以情感宣泄的方式与过去告别，并在情感的交流中实现新共同体的建立。在司各特看来，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应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处理好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承担新的社会管理 / 治理责任，以建构一个阶级有序的有机共同体。这既是司各特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想象，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沃尔特 • 司各特；《古董家》；葬礼仪式；共同体
弗朗西斯 • 拉塞尔 • 哈特（Francis Russell Hart）在《苏格兰小说》（The Scottish Novel: From Smollett to Spark）一书中写道：共同体是苏格兰小说的主导神话，它是 “ 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转引自王卫新、蔡娜娜 13）。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 个人与共同体的互动也是一个核心主题。《古董家》（The Antiquary, 1816）以一个苏格兰东北部港湾小镇为样本，探讨了苏格兰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 阶层如何实现新的共同体建构和维系的问题。关于小说主人公奥尔德巴克（Jonathan Oldbuck）在共同体建构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李永孙（Yoon Sun Lee）指出，《古董家》围绕旧式贵族沃德爵士（Sir Arthur Wardour）展开了一系列危机和拯救，而精于商业计算的中产阶级代表奥尔德巴克在对旧式贵族的拯救和新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引领 作用，“ 共同体和民族在危机和拯救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想象 ”（558）。小说中，在沃 德父女陷入大潮，生死未卜之际，是奥尔德巴克带领众人将其安全营救；沃德爵士陷 入古代宝藏骗局而濒临破产之际，也是奥尔德巴克带领大家力挽狂澜，拯救了沃德家 族。“ 奥尔德巴克，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古董商，独自一人将不同的、绝望的阶层聚集在一起，直到一个共同体出现 ”（Lee 558）。然而，除了危机和拯救的范式外，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不同葬礼仪式事实上也在共同体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此很多评论家却 关注不够。李永孙认为奥尔德巴克参加渔民儿子斯蒂尼的葬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父权， 获取经济利益。伊恩 • 邓肯（Ian Duncan）虽肯定了葬礼仪式上奥尔德巴克在共同体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没有详细展开。他指出，奥尔德巴克以地主的身份参加斯蒂尼的葬礼， 公开表达对逝者及其家属的同情，并欣然答应遵循古老的封建传统，托着斯蒂尼的头 将其抬到墓地，这一切使得奥尔德巴克重新拥有了 “ 一种传统的，即封建的社会关系结构 ”（96）。他在葬礼仪式上的行为颇具象征意味，表明作为地主的他成为了共同体的道德领导。这种新的共同体与传统社会以有产阶级为核心的共同体并不相同。本文 以《古董家》中不同阶层葬礼仪式的差异和变化，探讨司各特对社会转型期新旧共同 体的思考。文章指出，死守过去，拒绝与现在和解既难以维护旧共同体，也很难有效 参与新共同体，而肯定过去的情感，并与过去告别，才有可能融入到新共同体的框架 之中。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应处理好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承担新的社会管理/ 治理责任。这既是司各特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想象，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回应。
葬礼仪式、暴卒与旧共同体的瓦解
“ 共同体 ”（community）一词早在 14 世纪就已存在，最初指 “ 平民百姓 ”，后指“ 一个政府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 ”，16 世纪起有了更宽泛的含义，指 “ 拥有某种共同事物的特质 ” 或 “ 某种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 ”，到了 18 世纪 “ 共同体 ” 有了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解释，指 “ 一个地区的人民 ”（Williams 75）。然而，“ 共同体 ” 极其复杂， 也在处于不断的建构和解体过程之中。正如德里达（Derrida）所指出的那样，所有共同体中都存在一个自我摧毁的 “ 自动免疫体 ”(autoimmunity)，而米勒（J. Hillis Miller） 在其《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一书中也反复提及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破坏系统（17、284、291-2）。然而，这个自我破坏系统却并非恒定相同的，在司 各特对 18 世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英国社会描述中，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认定的那些维系共同体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却也可能转变为分裂共同体的元素。从《古董家》中的葬礼仪式书写切入，我们不难发现司各特对瓦解共同体因素的深层次思考。
《古董家》中格伦奈伦女伯爵（Countess of Glenallan）的葬礼依照的是天主教仪式， 却是在哥特和异教的文本语境中进行，这与女伯爵生前所憎恶的“ 异教徒” 形成了十分有趣的呼应和讽刺。杜斯特斯威维尔（Dousterswivel）和叫花子伊迪（Edie Ochiltree） 一起去墓地挖财宝，被所谓的鬼魂当头一棒后晕死过去，醒来不仅不见伊迪踪迹，还 在漆黑雨夜中听到 “ 既悲哀又肃穆 ” 的歌声，“ 仿佛是一度住在这荒凉的废墟上的教士们的幽灵，正为他们神圣的教堂的一片凄凉荒芜景象而悲戚 ”（司各特 303）。此前， 在前往墓地途中，伊迪特意谈到鬼魂，经过此番经历的杜斯特斯威维尔更是被 “ 德国人所迷信的水神啦、橡树王啦、狼人啦、淘气的妖精啦和黑色、白色、蓝色还有灰色 的鬼啦吓得够呛 ”（司各特 303）。于是教堂地窖铁栅门射出的强烈红光，飘荡着的罗马教会最神圣的挽歌，驱使着这位德国人一边默念各种驱魔咒语，一边不由自主地前 往地窖看个明白。女伯爵的葬礼正是在这种充满了鬼怪精灵的氛围下，由一位德国人 的视角所呈现。那些异教徒的影像与当前所看到的飘忽朦胧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所进行的仪式，在外人看来 “ 呈现着一幅奇异的景象 ”（司各特303）。女伯爵曾经诅咒并害死了她所认为的异教徒伊芙琳 • 内维尔小姐（Miss Eveline Neville），而如今自己的葬礼却包裹在一层异教徒图像之中，充满了讽刺意味。
此外，作为封建贵族，女伯爵葬礼中讣告（obituary）和送葬的缺失，象征着旧共同体的衰微。讣告的发布可以看作是作为一种公众的，操演性和叙事性的葬礼仪式的第一步。然而女伯爵的死讯却是借助渔妇玛琪• 马克尔巴基特（Maggie Mucklebackit） 之口，在两个下层女性的闲聊中传达的。“ 乔克 • 兰德没有来之前，我们对这事还一点都不知道呢。他告诉我们说艾克伍德家得到参加葬礼的通知；她们对那些事非常保密， 还计划在夜色下把遗体从十英里外的城堡一路抬到墓地。十天来，她的遗体安放在格伦奈伦邸宅里任人凭吊，那停灵的房间富丽堂皇，周围挂着黑帘，点着蜡烛 ”（司各特316）。事实上，根本没什么人去凭吊。在以贵族为核心的封建共同体中，各种仪式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然而，从一个普通渔妇对女伯爵死亡和葬礼的反应来看，这种共同体已然土崩瓦解。人们不仅对她的死没有表示哀悼，反而充满嫌恶。玛琪并非恶毒之人，却对女伯爵说出极为不逊的话：“ 如果只让天主教徒参加，那就算不得是这儿的大场面；因为在咱们这个上好的角落里喝这老婊子 —— 耿直的布拉特高尔先生管她叫这个—— 迷魂汤的人可不多啦。不过到底有什么事碍了他们，使他们要在晚上埋葬这个老妖精 —— 这又丑又凶的婆子呢？”（司各特 312）格伦奈伦家族所秉承和坚信的荣誉和忠诚，却被玛琪称作 “ 迷魂汤 ”。没人喝这 “ 迷魂汤 ” 了，暗示出社会已经发生巨变，维系传统共同体的文化精髓已然崩塌。
倘若女伯爵生前有罪，不得人心的话，作为最后可能的仁慈，她的葬礼也未能有所弥补和赎罪。自 13 世纪直到 18 世纪，送葬队伍变成了由教士、僧侣、贫民和持蜡烛人组成的庄严而固定的行列。其中，那些贫穷的教士、托钵僧，贫苦的穷人、孤儿院的孩子们会被召来加入送葬队伍，并施与相应的报酬，如金钱或是新做的丧服、平日的长袍衣物等物件。死者生前通常会立下遗嘱，甚至对送葬的细节进行规定，如支付给穷人多少金钱。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死者对教区下层人士最后的仁慈，不仅代表了死者的富有和慷慨，同时还有助于死者在死后的世界受到善待。而因为会受到款待和施舍，穷人和孤儿们也十分乐意参加送葬：
送葬队伍的一端变成了庄严的教士行列……新出现的主祭教士们占据了整个 场面，遮没了他们 [ 亲属 ] 的身影。首先进人眼帘的是教士和僧侣，他们常常抬着遗体。教区的教士，贫穷的 “ 应召教士”，游方僧侣，“ 四大派托钵修士”， 儿乎所有的城市葬礼中他们都会到场。跟在他们身后的人数不等，这要看死 者家里是否有钱，生前是否仁慈，队伍中有穷人、育婴堂收养的孤儿与弃儿。他们穿着丧袍，丧袍有点像中世纪苦行僧的带帽无袖僧衣。他们的脸被风帽 遮住，手里举着蜡烛和火把。参加葬礼他们能得到一件袍子，获得些许施舍。（阿里耶斯 221）
菲利普 • 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称，“ 把穷人召来参加葬礼，这是死者所作的最后一件善事 ”（220-224）。《古董家》中没有直接提及女伯爵的送葬队伍，不过也可以猜测出这只从十英里外将女伯爵抬到墓地的队伍中至少没有穷人。手拿圣水洒布器的教士一点儿也不像穷人，两个身着白色法衣，手捧香炉的男孩子也不像来自孤儿院的孤儿，其他几个人更像是死者的亲属。显然，女伯爵的葬礼不能为旧共同体的维系做出任何积极贡献。
作为格伦奈伦家族的忠诚维护者，女伯爵曾经的女仆老埃尔斯佩斯（old Elspeth） 的暴卒也象征了旧共同体的瓦解。与暴卒相对应的，是对死亡的预感，后者常被当作 富有诗意的迷信。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基督教真谛》（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中就将死亡预言看作是极其美好的民俗：“ 死亡如此富有诗意是因为它触及不朽之物，如此神秘莫测是因为它静谧无声，它应该拥有千百种预报方式 ”（转引自阿里耶斯 11）。其中有钟声自动敲响预报死亡，有寿数将尽之人听到卧室楼板 “ 咚咚咚” 连响三下。预知死亡的迷思长久地存在于民间意识之中，人们由此并不忌惮暴毙， 反而留心观察征兆，从容面对死亡。在这种将死亡当作老熟人的世界里，“ 暴卒是件不光彩的丑事，它令人恶心，怪异恐怖，人们不敢谈论它 ”（阿里耶斯 15）。对死亡做出预报，死亡便不再表现为可怕的必然性，而暴卒却不同，它 “ 破坏了人们都坚信的宇宙秩序，成为偶然手中的荒诞工具 —— 偶然有时会伪装成上帝的愤怒 ”（阿里耶斯14），这也是暴卒为人所避讳的原因所在。伴随着老埃尔斯佩斯的暴卒，她以生命维护的一切轰然倒塌了，旧式共同体不复存在。
葬礼仪式的公开操演和重复暗示着对过去的延续。并且明确宣称这样的延续，然 而女伯爵的秘密葬礼和老埃尔斯佩斯的暴卒，都指向了延续的断裂。保罗 • 康纳顿（Paul Connerton）指出，“ 所有的仪式是重复性的，而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45）。女伯爵和老埃尔斯佩斯作为传统共同体的拥护者，借助于重复性的仪式，能够实现其 所秉承的文化的延续，她们所努力完成的，也正是延续过去的荣誉。“ 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被认为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某个过去的神话中 发生的事件 ”（Connerton 45）。无论是女伯爵还是老埃尔斯佩斯，她们都活在过去的荣耀中，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过去，然而她们的死亡本身却将她们的努力化为了泡影。
荣誉、拒绝和解与共同体的断裂
无论是女伯爵，还是老埃尔斯佩斯，她们所竭力维护的是家族的荣誉，而这也正 是维系旧式共同体的重大支柱。然而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深 层次的变化，传统以贵族主导平民，借助荣誉来界定社会地位，进行社会分层的做法 已然被打破。“ 荣誉是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统一，这让英国名门或贵族阶层与广大平民主体区分。这种信仰暗中主导着贵族与平民，借助地位为社会分层正名 ”（麦基恩 5）。荣誉本身蕴含着贵族意识，可以说是贵族维系以其为核心的共同体的关键之一。然而， 荣誉作为英雄 - 贵族追求的对象，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荣誉可以与德性相关，“ 荣誉带来的满足感出自他人的认可、尊敬和感激。当基于德性且随德性而自然产生的时候， 荣誉就是灵魂中最令人愉快的感受之一 ”（哈奇森 131）。荣誉也可以与贪婪相关，借用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话说，即：
激励每一位英雄的最难满足的便是对声誉的渴望；这种渴望，完全是一种无 法驾驭的贪婪，即渴望享有未来和同时代人的尊崇与赞美……巨大的报偿就 在眼前，心地最高尚的人也乐于牺牲安宁、健康、感官快乐以及他们的一切 来得到它，而它除了是人类的叹息，即赞誉的空幻钱币外，什么都不是。（40）
《古董家》中女伯爵之所以如此反对儿子与内维尔的婚事，并直接导致后者的死 亡，究其根本，乃出自于她非德性的荣誉观念。通过老埃尔斯佩斯之口我们得知：女 伯爵担心格伦奈伦家族的“ 土地、农奴、高贵的血统和世代的家声 ” 落入她丈夫的血脉， 导致她在格伦奈伦的权利逐渐消失（司各特 382）。对家族的忠诚，对世袭权利的维护达到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至于女伯爵不惜为此杀人。根据老埃尔斯佩斯的讲述，由于内维尔小姐是其丈夫的侄女，倘若女伯爵的儿子与其结婚生下男婴，女伯爵在格伦奈伦的权利就会消失，内维尔家族的血脉会最终继承格伦奈伦家族的诸多权益。女伯爵称：“ 如果他娶的是其他女子而不是那个讨厌的内维尔家的人，我也不会计较这些了。我也会沉得住气的。可是让那一家的人 —— 我一想到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来享受我祖先的权利和荣誉，就像有一把双刃的匕首刺穿了我的心。这个姑娘，我恨透了她！”（司各特 383）荣誉的观念从很早便与维系血统和延续性相关，正如伯特伦 • 怀亚特 - 布朗（Bertram Wyatt-Brown）在《南方的荣誉：旧南方的道德和行为》（Southern Honor: Ethics and Behavior in the Old South）中指出的那样，“ 荣誉与等级制度和权利、捍卫家庭血统和共同体的需求是分不开的 ”（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伯爵的做法似乎无可厚非。
此外，格伦奈伦家族荣誉感还与南方与北方世代的冲突和偏见有关。内维尔小姐来自南方，即英格兰，对苏格兰人可能怀有一些偏见，这刺痛了老埃尔斯佩斯。她这样描述道：“ 当初我把她从英格兰接来的时候，一路上她对我的北方土腔和习惯奚落和嘲弄，这些南方小姐和她们的朋友们在所谓什么寄宿学校里就是这么样的。” 她继续愤恨地说道：“ 是的，她嘲笑我，拿我开玩笑；好吧。就让那些侮辱苏格兰高地人的人去担心匕首吧 ”（司各特 383）。此外，格伦奈伦老男爵战死在哈罗战役中，而这场战役被司各特改造为南方与北方之间冲突所引起的。这场历史上发生在 1411 年 7 月 24 日的血腥战役通常被认为是因苏格兰东北部与西部海岸的伯爵们争夺位于苏格兰北部的罗斯伯爵领地（Earldom of Ross）而发生，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源自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或者说是凯尔特人与条顿人之间的冲突。而司各特却将哈罗战役转变为高地与低地，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冲突。在这场战役中，女伯爵的祖先和老埃尔斯佩斯的祖先并肩为荣誉而战死。“ 格伦奈伦家族，不管是男是女，都是刚勇的人。古代喊着战斗召集令 ‘ 克洛切奈本 ’ 的人也都是；他们同心协力。没有人为了贪图钱财、私利或出于正当、不正当的理由离开他的首领 ”（司各特 385-386）。这也可以从老埃尔斯佩斯死前所唱的那首 “ 红哈罗 ” 民谣看得出。格伦奈伦家族如此看重的家族荣誉， 似乎在内维尔小姐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她并非有意，但却在事实上伤害了格伦奈伦女伯爵的情感。
女伯爵极为看重家族的权力和世袭的荣耀，老埃尔斯佩斯也是如此，两人皆是被 过去和现在撕裂的人，难以与当下建立共通性。老埃尔斯佩斯自己承认，正是认识了 女伯爵，自己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认识她以后，接踵而来的（她一边说，一边掐着干瘪的手指算着），首先是骄傲，接着是坏心眼，随后是报复，再后来是做假证；而且， 就差还没杀人，不过也已经快入门了。你想想看，有这些东西呆在一个女人的心中， 难道会令人愉快吗？我认为是够多的了 ”（司各特 466）。小说中频繁描述老埃尔斯佩斯如走尸般的活着状态，从根本上是因为她并不能与过去和解。当女伯爵死后，完成 使命的她终于透露了所有的秘密，但是对待过去她的主张依然是决绝的。她告诉格伦 奈伦伯爵，“ 如果你真是我年轻时听说的格伦奈伦少爷，听完后就差你的仆从把荆棘、灌木和冬青采集来，堆得像房梁那么高，把丑老婆子埃尔斯佩斯 —— 烧 —— 烧 —— 烧死；凡是使你想起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坏家伙的一切，也把它们统统烧个精光 ”（司各特 386）。作为过去的遗迹，老埃尔斯佩斯宁愿毁掉过去的一切，也不愿让过去走向和解，这注定了她无法参与新共同体的建构。
无法与过去和解直接导致对当下责任的丧失，而对他人的责任是维系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正如琼 •S• 埃尔伯斯（Joan S. Elbers）指出的那样，构建责任承担的体系对于共同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古董家》“ 是一个围绕着隔离与共同体所构成的对立主题组织起来的统一的艺术作品 —— 也就是那些从情感和精神上切断了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关系网络的人与通过同情的理解和传统的责任和义务体系与同伴联系在一起的人 ”（406）。小说通过伊迪和格伦奈伦男爵的对比来展示由于无法与过去和解而导致的当下责任体系的崩溃以及最终所引发的共同体解体。伊迪告诉格伦奈伦男爵自己曾当过 兵，有烧杀抢掠之罪，但他坦然自己已经做了忏悔，并 “ 已经把自己担当不起的罪卸给比我更能担当者的肩上 ”（司各特 336）。在他看来，自己还没有沦落到可怜的乞讨的份上，因为 “ 没有人舍不得给一个老人吃点儿喝点儿什么的”。他自称自己 “ 得过且过”，“ 等到上天召唤的时候，就会心满意足地死去”（司各特 336）。相比较而言，格伦奈伦伯爵就完全不同了。他一直认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并一直活在罪责之中， 也即过去之中，难以与当下和解，这导致他未老先衰，难以承担其在共同体中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直接导致了传统上以其为核心的共同体的解体。
哭丧仪式作为葬礼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作用在于与死者告别，与过去和解， 从而顺利过渡到现在。作为重要的过渡仪式，葬礼仪式是沟通过去与现在，重塑意义 的重要方式。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 一开始这样写道：“ 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 ”（1）。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高级仪式，如献祭仪式、入会仪式、宗教仪式等，无不具有边界，具有开端、运动和变迁程序的特点。因此，所有这些过 渡仪式都包含三个基本内容，即分离（separation），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境况中分离 出去；过渡（margin-transition），仪式主体的特征不清晰；重新聚合（reaggregation）， 通过仪式来完成；以及三个阈限期（liminal phrase），即前阈限（preliminal）、阈限（liminal）和后阈限（postliminal）。范热内普的 “ 阈限 ” 概念将人的生理特征和生命阶段的社会化通过仪式展演的方式聚合在了一起。作为与生命阶段相关的仪式，葬礼仪式也具有“ 阈限” 的特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过程，一种展演，一种重要的过渡仪式。在这个过程中， 死者进入反观性过程，或者特纳（Victor Turner）所称的危机的修正阶段，过去的意义进入被重新评估的阶段，意义被追溯和发现（98）。《古董家》中无论是秘密举行的葬礼， 还是暴卒，抑或是众人参与的葬礼，都可以说是对死者，或死者所代表的过去的反思 和评估，过去的意义被追溯，被探讨，被重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重新评估中对他人的责任得以强调，而后者正是建构和维系共同体的核心所在。
葬礼仪式重新阐述过去主要是借助于仪式的表演性得以实现的。葬礼仪式具有不可忽视的表演性，在揭示、协商和重塑意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特纳在晚年所著的《表演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中强调了表演在人类行为过程化中的重要性。对于特纳而言，表演具有反观性（reflexivity），主要出现在危机的爆发和修正两个阶段（76）。死亡可以说是人类存在过程中的危机爆发时刻，死亡开始、死亡和对死亡的反应等过程即是死者的意义被表演、上演、修正和重新调整的过程。参与葬礼仪式的生者，参与并完成这一过程，在表演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并通过其他表演者来反观自身，在葬礼的特定情境中反思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在斯蒂尼的葬礼上，父亲悲痛地回忆死去的孩子。他抱住小儿子说道：“ 帕蒂啊，你将来会成为勇敢的小伙子，但愿你不会遭殃，可是你怎么也不是 —— 怎么也不可能成为 —— 我心目中的他呀！他十岁开始就和我一起驾渔船，而且从布钦海角到这一带没有一个人能把渔网拉得像他那样好 ”（司各特 364-5）。生者与死者的关系在葬礼仪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丧葬仪式对于生者而言也是一个过渡仪式。范热内普认为，生者经由分离仪式进入这个阶段，再经聚合礼仪回到社会（接触吊丧仪式）。经过这一过程，不仅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共同参与葬礼的生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哀悼仪式有助于新共同体的建构和强化。塞雷洛 - 兰加塔（Seretlo-Rangata）通过对南非林波波省波特洛卡（Botlokwa）社区的哀悼仪式进行探究，发现哀悼仪式对于丧亲者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尤其是有助于丧亲者与逝者进行告别，并肯定了他们在群体中会得到帮助，以抵御不幸、疾病和厄运（iv）。也就是说，参与丧葬仪式的人对于丧亲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心理抚慰作用，丧葬仪式最终得以强化参与者间的共同体观念。
面对亲人离世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宣泄和哀悼，不仅对个体具有抚慰作用，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小说描述了斯蒂尼父亲强烈的情感反应，而正是在自然情感得以宣泄的时刻，共同体也得到了加强。在斯蒂尼的葬礼上，亲人、友人、邻人，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来了，与女伯爵冷清的葬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个邻居聚在一起，站在马克尔巴基特家的小房子门前，等待着人们把 “ 尸体抬起来 ”。他们有的穿着一套老式的，保存得很好的丧服，另一些只穿着平日的衣服，然而脸上全都流露出对这次突然发生的不幸事故的悲哀和同情（司各特 363-4）。虽然他们来参加葬礼不能减轻丧亲者的丝毫痛苦，但 “ 这些习俗发挥了真正的功能，将个人的死亡转化为公共损失的惯用语，并在这个过程中重申了有机的共同体在个人危机时所起到的支撑性作用 ”（Elbers 414）。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表达对死者的哀思的同时，强化了共同体的认同感。所有人都再次认识到，他们中的其中一个人永远离开了，这令他们共同感受到悲恸。在这样的时刻，所有人都开始回忆起自己与死者生前的共同经历，这种回忆汇聚在一起，便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开始扩大和延伸为一个家庭，进而一个庄园，一个地区的生命体验。共同性便因丧礼上的回忆而建构起来， 并在不断的仪式中得以重复和强化，进而形成集体记忆，形塑集体身份和认同。
在斯蒂尼的葬礼上，奥尔德巴克作为地主，不仅参加了葬礼，表达了应尽的抚慰 和悲伤，还在死者父亲无法履行 “ 托死者的脑袋” 仪式的情况下，提出自己 “ 托着他[ 斯蒂尼 ] 的脑袋送他到墓地去。” 按照当时的习俗，死者的父亲应当执行这个仪式，因为这既是对死者的礼仪，也是生者应尽的义务，然而斯蒂尼的父亲此时过于悲伤，根本 不愿意这样做。好心却讨厌的亲戚们正逼迫他这样做时，奥尔德巴克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他的这一担当不仅安慰了父亲，更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老艾利逊 • 布雷克和其他卖鱼妇几乎大声的发誓说：即令在牡蛎旺季要顶着空前的大风出海，也要亲手捞来 牡蛎给奥尔德巴克；甚至 “ 他每年捐赠给教区用来赈济或施舍的全部款项所给他带来的声誉也比不上此举 ”（司各特 370）。
借助于葬礼仪式，人们悲痛的情感得以宣泄，活着的人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保罗 • 康纳顿（Paul Connerton）指出，“ 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于一系列其他非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 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 ”（45）。戴维斯（Christine S. Davis）对葬礼仪式的价值则有这样的阐述：
葬礼架起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们通过我们的故事、叙述和回忆录来强调我们的人性，同时通过仪式、诗歌和歌曲来强调我们的神性。它们通过我们的身体，通过它们的气味、景象、声音和感觉，把我们拉进来，然而正是通过这些最人性化的感官体验，我们最强烈地感受到了与最近和久已逝去的人的精神联系。葬礼把我们从肉体转移到精神上，这样做，他们体现了精神， 使肉体神圣化。（411）
小说最后奥尔德巴克与伊迪的一番对话再次突显了葬礼仪式在共同体中的作用。“ 伊迪，你在所有这些事里当上了顾问、信差、警卫，还当上了心腹，现在还指望什么呢？” 伊迪回答说，“ 不指望什么，只指望将来所有的老爷都参加我这个要饭的葬礼；而且可能你还会托住我的脑袋，就像你托过斯蒂尼• 马克尔巴基特的脑袋那样”（司各特 515）。“ 所有的老爷 ”，即贵族阶层，都参加一个 “ 要饭的 ” 的葬礼，暗示出这个借助葬礼实现贵族和平民、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机共同体建立的愿望。他还希望奥尔德巴克托住他的脑袋，将其送到墓地，说明贵族、地主应对下层民众有所承担，以担当实际的，或精神的领导者。这也进一步暗示了司各特对新的共同体结构的想象， 即传统贵族在现代社会承担其相应的社会管理 / 治理责任，以建构一个阶级有序的有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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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丽，《古董家》的葬礼仪式与新旧共同体，《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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