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躺平和岁月静好的方方
最近，全世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印度的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像火山突然喷发了一样。
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一天三十多万人确诊！若不是受到检测能力的限制，这个数字会突破天际。
面对失控的疫情，去年跟我们不服不忿、气焰嚣张的印度政府，选择了——战术性平躺，听天由命了。
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往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蜜汁自信”。任何领域，他都要去争第一，当然是嘴上争，号称“嘴炮王者”。
但面对这波疫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嘴炮。稍微一使劲，就超越了巴西，剑指确诊人数世界第一的美国。
关于印度这波疫情的报道很多，所有医疗机构都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有的甚至关门了。最近印度最缺的就是呼吸机，氧气也不够了，据说黑市里翻了好几倍。
除了医院，印度最忙碌的机构是火葬场，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不间断，许多炉子的零件都烧化了。
人间地狱的现实版。
这让我想起，去年某省作协的汪主席，在那本著名的日记中写道：“这里是人间炼狱，火葬场一地无主的手机，一车一车的尸体往外拉。”
事后被证明是谣言的这段话，用在印度身上，毫不违和。
如今，中国早就进入了后疫情时代，生产和生活秩序井然，但汪主席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失去了那份兴趣和激情。
无论是欧美、印度在疫情中的表现，还是日本排放核污水，抑或是美国带头造谣新疆，在南海、台海闹事，汪主席都表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
住在自己的大别墅里，享受着岁月静好。
应该承认，汪主席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她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
“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你看，抱怨起社会来，都是这样的充满诗意，不愧是作协主席。
肚子里没点墨水，还真听不出来她是在含沙射影今天的中国社会。
我不知道她经历过怎样的委屈，以至于有如此大的怨气，竟让她觉得今天的中国，尘土飞扬，难以呼吸。是她的大别墅刚装修完，甲醛超标了吗？应该不是。
若按汪主席对自己国家的苛刻标准，来对比美国、印度，那今天的美国、印度，正经历着一个下着流星雨、陨石横飞的时代。
面对西方造谣新疆，日本排放核污水，这样关乎国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悲天悯人”的汪主席失声了。
汪主席，你在哪里？人民需要你。
我不惮以恶意去揣摩他人，姑且认为她是出于一种公知的自觉和习惯吧。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文艺工作者，跟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潮流，受益于八十年代“伤痕文学”，而培养出了一种表达习惯。
凡事不骂骂体制、不骂骂社会，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份手艺了。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作家，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加入作协。
今年，阎教授获得了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美国人为华语文学设置奖项，你懂的）。他在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中，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位中国老人感谢日寇一颗糖恩惠”的故事。
“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在阎教授的心里，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是“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
在阎教授的心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队的认知，定格在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
看了这段话，我只觉得内心翻江倒海，万马奔腾。
任何一个组织，成立都有其目的和宗旨。我不太了解作协是干什么的，宗旨是什么。我天真地以为，作协里的作家，一定有比业余作家了不起的地方，一定在思想性上，价值观上，有过人之处。
但汪主席和阎教授，让我困惑了。
这两位大作家做的事情，让我很不安。
因为他们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件事。
德军在一战的时候，占领了法国部分地区。为了瓦解占领区法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德国人在当地出资创办了《阿登公报》，聘请一些法国人写文章。
这个就好比，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在中国的沦陷区南京、上海等地办报纸，聘请一批中国文人写文章。
《阿登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什么内容呢？
举个例子吧。
1915年12月1日，《阿登公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德国士兵，正在给一个亲昵地坐在他膝盖上的法国儿童喂饭。标题是：法国儿童非常怀念“德国兵叔叔”。
此外，报纸还刊登了被占领区法国人的来信，他们称赞德国军队纪律严明、文明友善。而且，只要有德军士兵的地方，随处可见德国人对音乐、宗教和道德规范不可阻挡的热爱。德军所到之处，感恩的法国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哪里是侵略者啊，这分明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啊！
相反，协约国的军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犯下了许多反人类罪行。
如果《阿登公报》所说的是真的，那法国人真的应该放下武器，颠覆本国的政权，心甘情愿地接受“德国兵叔叔”的治理，这样才不至于时代蒙尘，“尘土飞扬”。
看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安了吧？
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只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对于各色文人的真面目，我们是分辨得清的。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七十多年过去了，毛主席所说的这种人，在文艺界依然混的风生水起。这些以丑为美、以臭为香、三观不正的所谓文人，沐猴而冠，霸占着大雅之堂。
好在中国正在崛起，人民的辨别能力也水涨船高，有些文人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诚如毛主席所说，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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