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凯歌 | 裕固学与敦煌学盛开并蒂莲——读杨富学著《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

杨富学先生新作《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于2020年11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隆重推出。全书包括序言、十五章正文、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凡385页30余万字，乃先生继《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1] 之后，对裕固族早期形成史进一步研究的结晶。《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偏重蒙古后裔（东部裕固）与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演进，新作则偏重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及回鹘裔（西部裕固）对敦煌文化的贡献。20世纪初，国外一些探险家率先对裕固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习俗等展开调查研究，80年代以后，裕固族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瞩目，成果逐步涌现。迄今，裕固族研究已历百余年，其间不乏超迈前代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在此领域深耕且贡献不菲的学者中，杨富学先生“以独特的视角，新鲜的资料，开拓出了裕固族研究一个崭新的领域：裕固族研究与敦煌石窟”。[2] 他根据敦煌石窟壁画内容风格、题记文字及内容、敦煌所出大量回鹘语文献等实物资料，探讨裕固族的形成与敦煌的关系，将裕固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予以开掘亦可视作敦煌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该书前二章主要对裕固族的形成及其与敦煌之关系进行论证，叙述了裕固族在敦煌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厘清了裕固族东迁始末及影响，梳理了敦煌发现的裕固族先民文献以及回鹘文、蒙古文游人题记与裕固族之关系。先生指出，裕固族之所以能够于敦煌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交合作用的结果。就其形成史而言，大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为河西回鹘及其后裔；其二为河西蒙古（尤其是沙州西宁王系和瓜州肃王系）及其后裔；其三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裕固族及其东迁。三者都与敦煌密不可分，而这些内容又是早期裕固族研究领域最基本的内核。研究裕固族的形成历史，必须考虑该民族形成过程中其先民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理清裕固族历史文化的形成轨迹与脉络。[3]

关于裕固族东迁，不得不提裕固族叙事民歌《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至于“西至哈至”的具体所指，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富学先生从语音学和历史学角度给出大量证据，证实“西至”“哈至”应指沙州和瓜州。这一观点此前胡小鹏先生已经论证过，[4]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杨富学先生在认同胡小鹏“西至哈至”即“沙州瓜州”观点的同时，另辟蹊径，“从回鹘传统民歌押首韵、两句一韵、四句一首入手，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首民歌的原始状态，厘清了在传唱并收集整理过程中存在对民歌的改编和再创作，进而误导了后来研究者的实情，进一步证明元代撒里畏吾人主要生活在沙州路境内。至此，‘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可为定论。”[5]

明朝中期，当瓜州、沙州、哈密诸地蒙古豳王势力遇到困难，难以自立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东迁到位于肃州的大本营，这种迁徙目的明确，路线有条不紊，应是在明政府的支持和蒙古豳王家族后裔的统领下完成的。裕固族的迁徙与民族实体的形成，皆与豳王出伯家族势力的消长息息相关。敦煌发现的回鹘文、蒙古文文献就是裕固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在本书中均有所反映。敦煌是裕固族孕育、形成的摇篮，沙州回鹘，亦即史书上所谓的“黄头回鹘”“撒里畏吾”在敦煌地区的长期活动为裕固族的生成培育了适宜的土壤，元代蒙古人，尤其是豳王家族及其属部由中亚的东迁与入居河西，促成了本不相同的两个族系民族的交融、杂糅与趋同。裕固族的形成历史与文化发展一直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未尝脱离这一地缘关系与历史文化背景。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唯维吾尔学、蒙古学、元史学所不可或缺，更是敦煌学领域亟需展开的研究对象。[6]

第三章至第七章以裕固族和敦煌石窟群为中心，分别从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夏遗民的造窟活动、敦煌石窟与裕固族文殊信仰、乳必多吉活佛沙州文殊窟礼佛考实、甘州回鹘天公主在敦煌的活动与影响等五个方面入手，集中探讨了回鹘先民蒙古裔与回鹘裔对敦煌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内容新颖而又鞭辟入里，对裕固学、敦煌学以及裕固与敦煌之关系来说，都可谓干系重大，对于晚期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而言，搞清楚裕固族先民的历史及其在敦煌的影响力，是一把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锁钥。[7] 学界对敦煌回鹘洞窟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起步，彼时张大千从莫高窟划分出5个回鹘洞窟，即237、309、310、368和464窟（分别对应于张编窟号53、98、99、172和308窟）。[8] 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先生进一步研究，从敦煌诸石窟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含张大千所列237、309、310，另二窟被剔除。刘玉权将23个洞窟划分为前后二期，前期相对年代为1030左右—1070年，洞窟有莫高窟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和榆林窟21前室甬道、39；后期相对年代为1070—1127年，洞窟有莫高窟409、237前室及甬道、148甬道及后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和西千佛洞4、9甬道、10甬道、12、13。[9] 以前贤研究为基础，杨富学先生对莫高窟第61、152、194、409、464窟和榆林窟第12、13、39窟等诸多石窟中的壁画、造像、题记以及北区所出回鹘文木活字、回鹘文文献等加以分析，对晚期敦煌石窟断代给出了新解。尤其是书中将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北区、瓜州东千佛洞和哈密白杨沟寺院遗址分别推定为蒙古豳王家族在四个驻扎区的皇家寺院，[10] 虽不免存在证据不足之嫌，但从各种迹象看，这种推测合乎情理，启迪新学术。

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主要从文学和宗教的角度论述裕固族与敦煌之关系，内容主要包括裕固族先民与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裕固族先民与玉门苦峪城、敦煌出土裕固族古代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裕固族民间文学之多元宗教意蕴、河西发现的两部裕固族文化巨著等。敦煌自古就是一个多文明交汇、多民族聚居之地，留下的文献资料语种多样，保留至今的敦煌文献资料很大一部分涉及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学，其中回鹘文诗体故事、描写性韵文不仅记录了包括裕固族祖先的历史、文化，还体现出回鹘文学的特点，对裕固族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裕固族在形成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信奉过多种宗教，最初信奉萨满教，嗣后又皈依摩尼教、佛教、景教等。多元宗教对裕固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既深且巨的影响，构成了民间文学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源泉。不同宗教的盛衰演变及其在同一民族内的传播交流、融合接受，乃至矛盾对抗，都有利于民间文学宗教背景的设计植入、信仰活动的阐释展现，并成为民间文学自然包蕴的文化现象。对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多元宗教因子进行探究，有助于揭橥裕固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质。[11]

第十三十四章对裕固族历史文化与敦煌学、欧亚学之关联做了系统的阐述。杨富学先生在书中论述了裕固学与河西回鹘研究的关系问题：西部裕固语研究离不开敦煌回鹘文文献，河西回鹘及其后裔的历史文化无疑是裕固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裕固族历史写进敦煌学。不仅如此，裕固族之构成是中华民族史上特有范例，其语言可视作世界突厥语研究的活化石，裕固族部落遗存对民族形成史研究的典型意义，且裕固族与欧亚丝绸之路、匈牙利民间文化、环地中海文化等密切相关，世界异质文明共创裕固文化。诸如此类的文化关联，都在本书中有详细论述。

第十五章，也是最后一章，以游牧与转场概念来解析裕固族古今生业形态之演进，说明了当代裕固族的畜牧业及其特点、唐宋元时期裕固族先民生业特点及其演变、明清时期裕固族牧业社会的初步形成和裕固族生业方式中的游牧与转场。裕固族长期来一直被称为游牧民族。对这一称呼，作者持怀疑态度。游牧的特点是居无定所（但不能曲解为不停的移动，只是一个与定居相对应的概念而已），其状与今天裕固族的牧业经济特征迥然有别。

通观全书，可以将《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鸿篇巨制、资料翔实。此书出版之前，学界在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虽不在少数，但多局限于清代以后。对裕固族先民河西回鹘虽研究较多，但多局限于甘州回鹘。甘州回鹘于1028年亡于西夏，分崩离析，与今天的裕固族并无实质性族源关系。对“关西七卫”研究也比较集中，但由于误将“西至哈至”理解为吐鲁番或其他地方，未能阐明“西至哈至”与“关西七卫”之关系，于是乎，学者们在研究裕固族族源时虽关注到“关西七卫”，但“关西七卫”的东迁与裕固族叙事民歌《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找不到对应点。这些限制裕固学研究深入进展的瓶颈问题，在本书中差不多都已得到解决或初步解决。该书以裕固族族源及其东迁开篇，结合敦煌石窟群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并敦煌出土文献包括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窟）所出的早期文献，其出自莫高窟北区，尤其是第464、465、B53、B163等元代洞窟中发现的晚期文献，敦煌石窟墙壁上留下了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加以本书作者多年置身于回鹘学、敦煌学的知识素养，搜罗宏富、爬梳剔抉，解决了一系列有关回鹘后裔裕固族先民历史宗教文化等问题。

二、观点独特、角度新颖。这也是杨富学先生诸多著作一贯风格。裕固族研究历经百余年，敦煌学早已列为国际显学，但二者得兼，杨富学先生可谓独步。他认为，裕固族不仅于河西地区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更以此造就了绚烂的文化。敦煌所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以佛教为大宗，旁及社会经济、科学、历算、医方等。文献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不仅数量较多，且保存比较完整，成为研究唐末至蒙古统治时期回鹘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回鹘语文、佛教状况等方面的至宝。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敦煌地区的回鹘人开凿或重修了不少洞窟，不论在归义军时期（848—1036），还是在沙州回鹘国（1036—1068）时期，甚或西夏统治时期（1068—1227）和蒙古统治时期（1227—1372），都有回鹘营建的石窟存在。学界过去存在一种误解，但凡论及回鹘洞窟，立马就理解为沙州回鹘窟，正如同说到西夏洞窟，马上就界定在西夏国一样，忽略了回鹘人与西夏人在敦煌长期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回鹘人在敦煌一带先后生活了五个多世纪，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都留下了数量丰富的回鹘文题记，成为研究回鹘—裕固族佛教与佛教文化的难得资料。敦煌作为裕固族文化中心，也是该民族的形成地和东迁出发地，谈裕固族历史，不能离开敦煌；谈敦煌学，撇开裕固族，就不能言其完整。

三、独辟蹊径、推陈出新。本书另一个值得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作者对国际学术界的新动态、新资料特别关切并利用这些资料来揭示新的问题。回鹘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古代民族，诗歌创作是回鹘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宗教文学作品数量不少。杨富学先生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分析讨论诗歌作品韵律特征，并与西部裕固语传统民歌相关联，发现其韵律特征源于回鹘文诗歌，为解读裕固族民间文学的特征及其来源开一门径。藉由裕固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到，裕固族的文化内涵丰富，既有游牧特征，又富蕴农业文化因素，其文化主流与蒙古高原的回鹘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欧洲的匈牙利文化血脉相连，裕固族先民，不管是回鹘裔还是蒙古裔，都对晚期敦煌文化（840—1446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敦煌遗留丰富的回鹘文、蒙古文文献和唐宋元时的石窟，都是裕固族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裕固族人口虽少，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母语，一为突厥语族的尧乎尔语，一为属于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史独树一帜，其部落绵延千年而不止，历史脉络清楚，举世罕见，对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历史具有典范意义，通过欧亚学之视角观察裕固族的历史文化，不仅可以剖析这个民族本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也对推动欧亚学的进一步发展颇有裨益。

四、旁征博引、持之有故。该书每一章节探讨的学术问题，作者均努力构建完整的证据链予以论证，证据充分，逻辑严谨，严丝合缝。就裕固族先民曾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史书记载缺略。杨富学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敦煌及周边地区的多种伊斯兰文化因素，从瓜州锁阳城具有伊斯兰风格的角墩、敦煌回鹘文佛教写本对伊斯兰的颂扬、穆斯林参与敦煌石窟营建入手，结合“裕固族专史”《肃镇华夷志》和《马可波罗行记》对“回回”的记载，印证元代敦煌裕固族有不少曾经信仰伊斯兰教。不仅对裕固族，对敦煌学来说，这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发覆创新，掷地有声，读者或许不认同，但不可再无视。再如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一种意见认为该窟为西夏窟，杨著则通过窟中汉文与西夏文合璧书写体例不合西夏国时代的规则、窟中十二天宫图像中出现蒙古装，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现存《重修皇庆寺碑》的相关记载，证明莫高窟第61窟前室为元代重修，推测该窟北壁中心的人物形象为1350年去世的西宁王速来蛮，指出“如能在适当机会对该壁进行探测，真相当会大白于天下。”[12] 有意思的是，经过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有关人员的探测，速来蛮像下侧的确有空洞，[13] 可证杨先生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综上，杨富学《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匠心独运，不仅角度独特、分析全面，且列举个例丰富、详实，为今后的研究打开了新路径，读后深受启发，大有醍醐灌顶之感。与此同时，杨富学先生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研究人员应具备的素养，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学术新动态和新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探寻新角度、新立意，秉持严密的学术逻辑性，多方位、多角度地探讨问题，让文献古籍和石窟、碑刻、题记说话，加强多学科间的对话，不仅要将自己的研究介绍出去，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更要在多学科领域交融的背景下，积极学习，探索新发现。

基金项目：新疆大学校内培育项目“裕固族民间文学研究”（编号：22CPY091）。

作者简介：叶凯歌：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讲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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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全荣、翟禹主编《朔方论丛》第9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01—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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