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大讲堂 | 江蓝生： 人民的语言学家——吕叔湘

2月22日，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研究员应邀到商务印书馆做 “追望那远去的身影——我所知道的吕叔湘先生”主题报告，这是商务印书馆“名家大讲堂”的第五讲。商务印书馆百余名员工聆听讲座。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主持。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研究员

追望那远去的背影

我所知道的吕叔湘先生

江蓝生

我和吕先生

1978年，“文革”结束一年多后研究生制度恢复了，我很幸运地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留恋的时光。

当时社科院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吕先生时为语言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调动其他老先生带研究生的积极性，他不顾自己73岁的高龄，招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英汉比较三个专业的七个学生。

1981年毕业后，我给先生当了近四年的助手，前后直接跟随先生学习近七年，对先生的学术和为人有一些了解，可以说吕先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人。

——江蓝生

一、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开始启动，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学科学推向前进》一文，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四对关系。这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集中反映了他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一）中和外的关系

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吕先生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或不结合中国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两种偏向，提出“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功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

他在为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所作的序里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谈何容易”四字正道出了吕先生在这方面苦苦探索的艰辛，而他的学术成就表明他是中西结合的典范。

（二）虚和实的关系

吕先生很重视理论研究，认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即使在学术信息闭塞的“文革”期间仍十分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在75岁高龄时仍然亲自或指导学生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他说：“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 。

吕叔湘先生用明代两位理学家关于散钱和钱串子哪个有用的争论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大道理是毫无用处的。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就很注意调查语言事实。个别青年人误以为吕先生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不想通过辛勤劳动就侈谈理论的路子，也就是那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是根本没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头理论家。

（三）动和静的关系

吕先生说对语言进行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不应到此为止，应当重视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关注语言的动态变化。他很重视口语的研究，认为偏重书面材料，忽视口头材料的倾向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他鼓励研究人员做口语调查，使用转写材料进行研究。

他要求词典搜集资料要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一方面从当时的报刊杂志、现代文学作品和解放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上搜集；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他曾让词典室的同志到百货大楼去搜集商品名称），特别提倡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他批评读书人“对书斋中来的东西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汇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谈话都充分反映了吕先生动态的语言观。

（四）通和专的关系

吕先生对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非常重视，看到我们读书过偏，经常提醒我们要抓紧补课。他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要求我们搞历史语言的也要了解现代汉语，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要掌握一般语言学的理论等等。

1982年1月13日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他说：“你研究生时期主要学习词汇，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他要求中文系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学外文的学生要读一些古书。

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专业分工过细，“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吕先生自己则既是专家，又是知识广博的通家 ，开阔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风使他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

二、 务实、创新的治学之道

（一）从汉语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处理语法研究问题

吕先生学术思想、学术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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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论”和“表达论”

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吕先生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

（1）词句论

根据语言研究可有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种方法的思路。《要略》除在上卷“词句论”重点探讨汉语句法形式之外，下卷“表达论”用近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了语义分析。材料极其丰富，观察尤为细致。这种不是从听话人而是从说话人角度出发编写的汉语语法，朱德熙评价为“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惟一著作”。 

吕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基于汉语的特点，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  

（2）表达论

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应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

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回顾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吕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不得不为他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当代语言学精神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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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处理汉语划分词类问题

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界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

吕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

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是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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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他后期语法著作的代表作。该书篇幅不长，约6.6万余字，也可视为一长篇论文。但这块“压缩饼干”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一部重要的汉语语法理论著作，是语法研究者的必读书。

吕先生在序中声明：这本书的宗旨是摆问题，他说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别人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找正确的答案还要难（注：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吕先生积累了多年深入研究的经验，系统地把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一一阐述明白，把语法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读者读了可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

其实这本书价值不仅在于正确地摆出问题，而且也在于他对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虽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间架之内谈”，但也吸取了结构主义和转换语法的一些长处。

这一著作酝酿多年，是作者多年语法研究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当时的语法研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例如，指出汉语语法分析的诸多麻烦，“根本原因是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而要理解和承认汉语语法现象的模糊性和分析标准的相对性。这一情况几乎涉及汉语语法的所有方面。作者长期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汉语语法研究只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浮躁都无补于事。

（二）学风扎实：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

吕先生在晚年一份自述的简历中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这正是他 “务实”“严谨”的治学之道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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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材料

吕先生说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语言材料， 决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经常告诫我们用材料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手材料有时候不可靠；引用译文最好要核对外文原文，因为有的译文靠不住。他自己做学问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他的文章材料翔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

抗战期间，为了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他曾全面搜罗古今文献资料，特别是鲜为人重视的古代白话资料，边读边做资料卡片。从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所附的引书目录中可以看出，他下过功夫的各类白话资料达数百种。从体裁上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词文集、释儒语录、变文、话本、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无不备载。

先生对近代汉语资料的开掘是空前的，从而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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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辞书

吕先生认为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就是物质条件，还要有计划和组织……讲到物，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 。

《现汉》主要收普通话词汇，收普通社会生活词汇，以往的词典以古汉语词汇为主，无法借鉴，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现汉》收集资料的方针是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的：一方面从当时的报刊杂志、现代文学作品和解放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上搜集，并规定有些书要一个词不漏地穷尽收集；另一方面，吕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 。正确的资料收集方针保证了《现汉》收词的科学性、系统性、现代性。按照这一方针制作的100多万张卡片成了编纂《现汉》坚实的语料基础。在没有计算机、一切靠人工的时代，在没有词频统计资料的时代，《现汉》的收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跟吕先生重视资料的学术思想直接相关。

现在，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搜集资料、统计词频已成为辞书编纂的必然选择，仍用手工方法编词典显然是落伍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机器再灵，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我们应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互弥补。现今编词典，有一种取巧的做法，就是把各家词典所收的词汇搜集在一起，进行一番整合增删就齐了。这样做虽然比较省力，但往往难以照顾到词汇的系统性，收词的平衡性，容易顾此失彼，不是严肃的词典编纂者所取的作法。我们应该发扬《现汉》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精神，把词典编纂的基础工程打得更加牢实。

吕先生对自己严刻，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要求也严，他见不得做学问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见不得对工作马虎、草率，掉以轻心。他给我们审看文章时，不仅关注选题和文章框架结构，而且还亲自动手核对材料，查找出处。

编写《现汉》初稿时，有一位年资不低的编写人员，编一个词条，那个词条的资料片较多，他嫌时间太紧，就没有逐张分析语料，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把释义编了出来。吕先生审看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就把他叫去，严加批评，一点也不留情，使得那位同志痛哭流涕，承认错误。其他同志也从此事受到警戒。

（三）学品诚实：反对一切“从我开始”

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上的一切进步，都是对以往成就的继承与创新。吕先生告诉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和了解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论著，千万不能闭塞耳目，对学术动态不闻不问，对别人的相关研究漠不关心，一切“从我开始”。有的人自以为有所发现，殊不知别人早有研究，他不过是低水平重复而已。

先生特别提醒我们，参考了别人的论著，应该一一注明，即使是平时口头交谈听来的，写文章时也要注明是某某人说的，不能“窃为己有”。他自己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当学界盛赞《中国文法要略》中“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 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见《吕叔相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谦逊与诚实的品德。

（四）文风朴实：一切为读者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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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流畅的文风

吕先生的文章有高度的科学性、学术性，但读起来很有生活气息。他写的普及性语言学著作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连中学生都觉得饶有兴味。

先生说，你著书立说为了什么，还不是宣传你的理论，让别人信服？这就不但要让人看懂，而且还要让人不费力就能看懂。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儿梨，又甜又爽口。吕先生的文章“广搜事例，归纳条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谨严和流畅兼具的典范。他说：“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这首诗正道出先生坚持严谨、务实学风的思想根源是他能一心一意为读者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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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满话

吕先生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说话总带商量的口气，从来不说满话、过头话。他总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他人之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全盘否定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讨论，显现出大学者的风度。有些问题一时难以下结论，他就主张先搁下，留待以后再说，千万不可强为之说。

他长期钻研汉语语法，深知其中问题复杂，而且解决的方法也不限于一种，因此他不赞成“说一不二”的绝对态度，主张要留有余地。曾有人说过：有时候一个人的胆子跟学问成反比。大概指的就是像吕先生这类情况。

（五）立意创新：反对重复雷同

吕先生做学问既务实又立意创新。《中国文法要略》首创从表达论的角度描写汉语语法的路子，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词典，他打破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这种二分的汉语史分期，在其中划出近代汉语阶段，并创建和发展了近代汉语这个新学科。

他反对做毫无新意，只是低水平重复的工作，而对于那些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课题、真正填补空白的工作，则热情鼓励，积极支持。

1988年语文出版社的冯瑞生同志准备编系列断代语言词典，其中第一部为《先秦语言词典》。吕先生知道后直率地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策划不切实际。他对冯瑞生同志说：

已经出版的先秦典籍都不会是白文，一定有注释，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注解阅读古书。对先秦文献研究成就最高的是乾嘉学者，你的词典能超过乾嘉学者吗？乾嘉学者都没能解决的难点，你们是否能解决？如果你们没能突破乾嘉学者的范围，那又何须劳神费力编这么一部先秦词典？

1989年12月吕先生在致山东大学高更生教授的信里说：

已有两本同类词典出版——一本是张涤华先生领衔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另一本的书名我忘了——是否值得编第三本，还可以再考虑。

在1981年5月致徐仲华先生的信里说：

听寿康说，你要组织一个班子写师范院校用的《现代汉语》，不知道准备怎么编？希望有点特色，不与已出版的雷同。

在1976年6月致郭绍虞先生的信里说：

语言活动本有授受两方：听人说话，看人文字，先接触形式，就形式以寻绎意义；自己说话或写文字，正好反过来，先有要表达的意思，用适当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一种是由外而内，一种是由内而外，岂不是两种语法书都有需要，推而至于词典也应该有两种吗？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吕先生对于编词典和编教材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有必要编。凡是重复的、不能超越前人的，他不怕得罪人，很直率地加以反对；而他认为确属空缺的，如范畴类词典，则主动提倡去编。

三、 坚韧、刻苦的奉献精神

1956年国务院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任务落在了吕先生身上。这项工作几乎是白手起家，难度极大。

从1958年2月1日到10月底，吕先生煞费苦心，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拟定体例，创制编写细则。

当时词典室办公地点在西单一带，吕先生家住中关村，他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中午带饭，带的只是馒头（有胃病），就白开水吃。

根据工作进度，吕先生每天要审改定稿300多条，每周定稿2000条，每周一上午还要主持召开室务会议，工作非常繁重。一年多中，他每天下班都要带稿子回家看，每天都要开夜车。

1958年5月5日

剩“释义”一节，最难。

1958年6月13日

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

1958年12月10日

看一个“成”字（注：指这个字头的所有条目），平均一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注：他在“奈何”后面打了两个惊叹号，可见他在竭尽全力仍不能完成超极限的工作量时的焦急、无奈心情。 ） 

1958年12月30日

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片光景，合一个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

1959年1月1日

今天看稿也有6个半小时……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

1959年1月31日

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

吕叔湘先生的日记

后来，每当谈到这一段艰苦的工作经历，吕先生都感慨万分，心有余悸。

1992年2月，他在给人的信中说：“编词典我吃过苦头。”

1993年4月，他在纪念《现汉》出版20周年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

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

吕先生这种坚韧的毅力和对自己近乎残酷的工作态度真是令人又痛惜、又敬佩。正是因为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才使我国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得以诞生。

四、 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积极推进语文规范化。 

（一）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

吕先生于1954年起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1956年他与罗常培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联名发表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讲话，全面论述了汉语规范化的原则问题，包括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语言规范化的对象、标准，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等问题。

吕先生本人在规范语法、语音、词汇、文字等方面积极参与，堪称表率。他平时看书、读报遇到语法、词语、文字上的毛病，都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著文指出，必定纠正之而后快。在他晚年写作的《语文常谈》 和《未晚斋语文漫谈》里有很多这类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语文规范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还经常应约为人大的文件把语言文字关，凡经他看过改过的文件，都可以让人放心。语言学界同仁称他和王力先生一样，都是“龙虫并雕”的巨匠。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赞词中说：“今日荣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者，是一位语言结构与匡正文句通病之专家。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这个评价反映了吕先生在语文规范方面的权威地位。

（二）热心普及语文教育

他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77岁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

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当面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像他这样的大学者，能这样自觉地以学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服务，能这样不惜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用于普及语文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能这样谦虚、亲切地跟人民群众沟通、交流，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境界啊！

正因为吕叔湘先生一生治学始终贯穿着知行合一的原则和特色，所以，作为理论家，他的理论建树使他成为汉语语法学科的带头人；作为实践家，他的实践使语言研究对全社会作出了贡献。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做《人民的语言学家》，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五、学术的根子是爱国

在我的印象中，吕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像许多与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吕先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志向根深蒂固。他亲见旧中国积贫积弱、黑暗腐败的现实，亲历战乱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因而他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社会，珍惜新生活，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时曾说：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而今时代变了，但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志向不能变，我们要用学术的创新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量。

六、心系语言研究所

吕先生自1996年3月初住进协和医院，到1998年4月9日去世，在病榻上度过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光。

开始他对整天躺在床上不做一点儿事情的生活很不习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怎么也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成了废人，白吃饭。”我安慰他说：“您怎么能这样想呢？您都90多岁了，辛劳了一辈子，现在有病，还不应该歇一歇吗？”

1996年3月21日，我和一个同志去看他。先生先是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辨认出来之后显得很高兴，向我们打听所里的情况，我们一一做了回答。他说：“我很记挂所里。”过了一会儿，我见他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微微张开，一边很动情地说：“我想你们。”我握住先生张开的手说：“我们也想您。您想见哪位同志，我叫他们来看您。”他说：“我也没有具体的人，我就是想语言所的同志们。”

先生在病床上还放心不下语言所，想念着所里老老小小的同事们，因为他这一辈子为语言所的建设和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情感啊。

到了1997年，眼看吕先生一天天衰弱下去，好像一盏油灯快要熬干了。有时竟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只对前来探视的人说：“回去吧！”

尽管如此，他仍手不释卷——床头上总放着《读书》杂志。他仍关心着所里的工作，每次都吃力地询问同样的问题：所里有什么情况？有什么人事变动？年轻人里有没有好的？由于记忆力严重衰退，往往我刚答完他就忘了，又重复问一遍，有时重复问到三遍。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些事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听护士讲，1997年3月邓小平同志逝世前后，先生还下床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听江泽民同志致悼词。

1998年春节（年初二）我去看他，跟他谈道：“今年是北大百年校庆，要举办一个汉学国际讨论会，我和方梅写了一篇研究您学术思想的论文，下次带来您看看讲得对不对。”先生听了先是一笑，然后突然问我：“有人给丁先生写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问，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就支吾了几句，但当时我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动：丁声树先生自1979年卧病不起到1989年3月去世，已经20年过去了，吕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依然记得他，想到也要为丁先生写篇文章，这怎么能不教人油生敬意呢？

吕先生教我做学问，也教我做人。记得在为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一沓一面已印上铅字、一面发黄的旧白报纸让我做稿纸用，自那以后，我也养成在旧稿纸背面打草稿的习惯。

先生一家人生活极其俭朴，却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奖掖青年、发展教育；先生遵守规章制度，借书按时归还，从不逾期；先生无私奉献，舍得花宝贵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先生淡泊名利，刚正不阿，既有棱角，又宽厚慈祥。先生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令人生敬：捐献角膜，遗体供医学解剖，种一棵树，骨灰撒在坑内，不做任何标记。

吕先生当之无愧，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吕叔湘

• 1922—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 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就读于外国语言文学系

• 1926—1936年，在丹阳中学、苏州中学任教

• 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修读

• 1938年，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

• 1978—1985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

• 1980—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 1980年，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

• 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 1994年，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吕先生一直致力于语言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和编译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及各种文章六百余篇。他的这些论著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和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宝库，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初版，中卷、下卷1944初版，1956修订版）

《现代汉语词典》1956 试印本、1960试用本， 1978第一版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

《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1990（增订本）  

《中国人学英语》1980

《吕叔湘语文论集》1983

《汉语语法论文集》1984

《吕叔湘文集》（六卷）1990

《吕叔湘全集》19卷 ，2002

《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文集》等

有些人

当他在世的时候

当你想见就能够见到的时候

你不会感到可贵、幸运

只有当他走了

走得越来越远、再也回不来的时候

才会突然懂得有他在多么好

也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巨大损失”

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

人民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不朽！

敬爱的吕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研究生院语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至196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78年至1981年师从吕叔湘、刘坚二先生攻读近代汉语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学术专长为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兼攻词典学与汉语辞书编纂。发表专题学术论文70余篇，一般学术文章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8部，译著4部；主持修订《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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