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淳 | 论拉康的文化观——以图示L中的小他者为切入口

摘要：小他者是一个经常纠缠不清的概念，它构成了拉康图示L中想象轴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力源。在充分审视语言之墙的前提下，通过考察和勘定对象a与剩余快感的等量代换关系以及剩余快感与快感的递进关系，可以判断，小他者是一个介于剩余快感与快感之间的变量，它是体现为象征秩序之大他者的位置投射。当主体与小他者产生认同并构建自我，想象认同由此形成，并以一种富有弹性的方式作用于象征认同，但又受制于后者。在图示L中，拉康对想象轴与象征轴之辩证关系的认知架构支撑了其文化观的基本逻辑，并为新时代下精神分析学更为有效地介入文学和文化空间提供了有益的理论策略和路径。

在以 “自我” (ego) 为研究主题的第二期研讨班 (1955年) 上，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首次提出了聚焦于主体内部结构、强调主体间关系的图示L (图1)。图中，主体、小他者、自我、大他者分布四角，被矢量箭头连接在一起，呈现出了某种结构力学关系。拉康研究学者纳塔莉·沙鸥 (Nathalie Charrau) (2013：53) 认为，拉康在图示L中将各要素 “数元化”，因此 “可以被视为政治”。而在本文视野中，图示L折射出了拉康希望将精神分析学从纯粹的内在精神解析的偏颇中捞取出来，置于广袤的社会、哲学、历史的平台上加以审查、透视和解剖的趣向。借助它，拉康希望追问：在想象关系里，象征世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主体主要是由内在精神结构决定，抑或由外在文化逻辑操控？文化是如何介入主体的内在精神空间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构建起了拉康文化观的基本立场。

图1 (Lacan,1991：243)

图示L中的小他者是一个经常纠缠不清的关键概念，它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力源。学界对主体、自我、大他者有着比较明晰的认知，对于小他者则众说纷纭。拉康自己也从未直接说小他者是什么，他只告诉我们它不是什么以及它会呈现出什么样态。因此，图示L中的四要素，有最多歧义的便是右上角的小他者。只有研究透彻了小他者，才能在表征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象征轴 (S-A) 与隐喻了主体内在精神结构的想象轴 (a＇-a) 的博弈场域内，勘察清楚拉康文化逻辑之地形图。

在拉康那里，“从生物存在到人类存在的这种转变是在秩序法则中实现的” (Althusser, 1971：209)。秩序法则存在于象征界，在其中，主体受到象征秩序和想象关系的双重影响和制约。厘清这些要素之间的理论脉络，是勘定拉康文化观的起点。

1.1 拉康的主体观线索

图示L左上角为 “ (Es) S”，Es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用来指称 “没加任何das (德语的冠词) 或其他物化冠词的主体” (Lacan, 2006：347)，S即英语的主体Subject。拉康说：“我们将这个Es当成字母S。” (Lacan, 1991：246) 这是来历。

拉康的主体观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拉康曾论述过三种主体。首先是独立于他者的纯粹语法意义上的 “非人” (impersonal) 主体；其次是匿名的、只能在与他者的对等物中辨识自我的 “未定义的互换” (undefined reciprocal) 主体 (Lacan, 2006：170)；最后是为 “个人” 主体，亦即 “那个只能由 ‘我’ 来表达的正在知晓的主体” (Lacan, 2006：170)。所谓知晓的主体，即具有认知能力的主体。 

第二阶段，从1953年起，拉康将主体与自我区分开来，把 “主体” 定义为能够被一个能指所再现的另一个能指，且 “除了另一个能指，不能再现任何别的东西” (Lacan, 2006：708)。他开始将主体看成语言的产物：这意味着主体被闭锁在了能指链条之中。

第三阶段，拉康认为真正的主体是无意识主体。他认为：“无意识就是言说对主体之影响的总量，在那个层面上，主体在能指的影响之外构建了他自身。” (Lacan, 1998：126) 如此主体之决定性本质来自无意识深处的那个永远逃避符号化的创伤性内核。

结合以上线索，1955年的图示L所呈现的主体应该被定位在拉康主体观发展的第二、三阶段之间，即无意识主体通过另一个能指呈现自身，S通过与小他者认同而形成自我。拉康认为，S成为言说的主体，或 “不具有总体性的主体” (Lacan, 1991：243)。“总体性” 即完整性。“如果我们是完整的……我们就不会在此聚集” (Lacan, 1991：243)，正因不完整，才使得每一个个体必须要和周边的他人发生互补、互认、互证，如此一来，主体间性这个维度便被引入了图示L的理论视野之中。 

1.2 大他者，或象征秩序

图示L中，从左上S到右下A是象征轴，矢量箭头从A指向S。大他者A来自法语Autre。在这条线上，主体试图向控制着他的大他者言说，并从大他者那里获得反馈。大他者的另一个名字是象征秩序 (the symbolic order)，它外化为文化约定、法律法规、道德习俗等。它不可能被主体之认同完全吸收，但能规范、限制、界定主体。这一互动过程表明，主体是铭刻在大他者架构上的文化、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事实上，象征轴总是会受到交叉而过的想象轴的干扰。

拉康认为：“社会结构就是象征。” (Lacan, 2006：108) 因此，当讨论象征界时，他实际上是在拷问支撑了现实世界的各种社会、历史和文化秩序。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2006a：9) 指出：“象征空间有如一把标尺，我可以借此度量我自己。” 他给出了一雅一俗两个案例。先说雅例——国际象棋游戏中，“人们为了玩游戏而不得不遵守的规则便是象征的维度” (Žižek, 2006a：8)；再说俗例，一个虚构的笑话——孤岛上，一个贫穷农民和女明星辛迪·克劳馥交欢后，感觉很好，但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来实现彻底的满足。他恳请克劳馥在脸上画上胡须，扮成他最好的朋友。当克劳馥这样做了，他走近她，戳了戳她的肋部，带着男人之间那种揶揄的笑，嘚瑟道：“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刚和辛迪·克劳馥做了爱！” (Žižek, 2006a：9-10) 在齐泽克看来，此刻作为主体的农民试图对其言说的对象，并非他的朋友，而是大他者的化身。

简言之，对主体来说，所谓 “大他者”，乃是社会得以运作、文化得以规范、历史得以阐释的那些基本的规章、约定、律法。

1.3 语言之墙

主体S总是试图向大他者A言说，但由于语言的遮蔽，主体的言说总是不能完全到达象征轴另一端的大他者，这便是为何从A到S的轴线有一半是虚线的原因。对于象征轴来说，语言之墙是一个虽没被直接标识出来、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通过语言之墙，主体与大他者被分开” (Lacan, 1991：244)，语言之墙就像黑暗中的幕布，主体和大他者分居两边，主体能看到的只是大他者投射到幕布上的光影。根据物理学常识，如此光影都是以左右颠倒的形式被呈现到幕布的另一边来的。恰巧拉康自己也说：“发送者以一种颠倒的方式，从接收者那里接收到他自己发出的信息。” (Lacan, 2006：30)  “颠倒” 一词非常精准地揭示了主体从大他者那里接收信息的方式，“在大他者中建构起我们的语言，同时也强烈阻止我们去理解它” (Lacan, 1991：244)。对于上文齐泽克案例中的那个农民来说，他能够从语言之墙上看到、且能看明白的大他者的召唤，就是做一个富有性魅力的强壮男人。现在他貌似做到了，所以他必须要向大他者嘚瑟一把，而假扮好友的克劳馥则被当成了大他者的替身。然而，大他者对他的要求就仅仅是成为有性魅力的男人吗？显然并不完全是。如是观之，农民从大他者那里得到的就是拉康所说的 “颠倒” 的反馈。“颠倒” 并不是否定，而是某种扭曲。

一旦大他者 (象征秩序) 通过语言来呈现自身，就必然会跌入符号象征的能指链条之中，而 “象征界首先就体现为对 (它指代的) 物体的扼杀” (Lacan, 2006：262)，这使得主体与躲在语言之墙背后的大他者永远被分隔开来。而从左上角S到左下角a，要经过右上角的小他者a＇走一个 “7” 字形的折线。a＇-a是想象轴，它表示主体与小他者产生认同，从而建构起了左下角的言说主体的想象性自我 (ego)。同时，它也表示主体发出的言说通过小他者a＇送到了自我a那里，故而它们之间以实线相连。

在图示L中，想象轴与象征轴交叉而过，想象轴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干扰、阻挠甚至隔断从主体S到大他者A的象征轴。这也正是布鲁斯·芬克 (Bruce Fink) 通过图2呈现的观点：“在能指主体和快感主体的冲突中，后者必须被处置。后者给前者构成了一道障碍、一种干扰。” (Fink, 2004：146) 图2中想象轴的膨胀表明： 其一，两轴相交的后果很大程度上由想象轴的变量来决定；其二，因为左下角的自我来自与右上角的小他者的想象认同，想象轴的变量主要来自小他者。因此，如果不能首先澄清小他者，便不能厘清想象轴；若想象轴模糊，则不能明了象征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想象轴的干扰甚至阻断，从而便不可能认清精神分析学之文化逻辑。

图2 简化的图示L (Fink，2004：146) 

拉康说：“主体被拖向图示L的四角。” (Lacan, 2006：459) 这表明，主体必会受到其他三个因素的掣肘和制约，而这些因素中，最具争议的无疑便是小他者。学界对小他者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它等同于其他个体，二是认为它等同于对象a。

2.1 格洛兹： 小他者等同于其他个体

小他者a来自法语 “autre”。伊丽莎白·格洛兹 (Elizabeth Grosz)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图示L进行的解读，代表了相当一批学者的观点。她提出：“这个小他者就是 ‘真实的’ 他者，具体的个体，而非大他者的代表或代理。” (Grosz, 1998：74) 意即小他者便是其他与我们一样的鲜活个体，他们与大他者之间不是代理关系。

青年时代的拉康深受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的哲学影响。在后者看来，欲望的目的就是获得他者的赞许，“所有人类的、与人文源头相关的欲望，最终都是希望获得 ‘认可’ 之欲望” (Kojève, 1969：6)。拉康认同科耶夫的基本立场，认为主体乃是根据他者的欲望来规划和解构自己的欲望，但他进一步又将他者细分为大他者和小他者。然而，对于何为小他者，拉康并未正面解释，他只做出了一个否定性判断：“小他者，它绝非是另一个他人。因为在本质上，它与自我连接在一起。” (Lacan, 1991：321) 既有拉康此说，格洛兹为何还会做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来呢？这不难理解。在精神分析学看来，主体在意识层面上的任何话语，都可能被其无意识欲望所否定。“在意识层面上说话的 ‘自我’ 与无意识的 ‘主体’ 是不同的，后者通过侵入自我话语中的象征材料在说话” (Rabaté, 2003：120)，主体是在从小他者到自我的这条轴线上进行想象性认同，并形成自我的。这便是齐泽克所说的 “ ‘未知的已知’ (the unknown knowns)，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Žižek, 2006a：52)。故而，拉康本人的判断并不能成为证明其立场的唯一证据。格洛兹不顾拉康的否定而得出 “小他者便是具体个体” 这一结论，理论上并无不妥。

格洛兹的问题在于，她将小他者简单地还原到具体个体，而忽略了其他要素。

自我是在与小他者的认同中形成的，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便是对它的专门研究。拉康最初论述的是婴儿的认同问题，但他随后便将这个题旨扩张到了个体之自我形成上。对主体来说，“他在图示L里的自我a中看到他自己，这便是他为何有一个自我的原因。他可以相信这个自我便是他” (Lacan, 1991：243)。只不过成年人的 “镜子” 不再是实际上的镜子，而是被拉康叫作 “小他者” 的那个存在。如此一来，由于主体S必然会与位于右上角a＇处的其他个体发生关系，“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主体，那些主体间的关系确实是存在的” (Lacan, 1991：244)，主体间性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拉康图示L的框架之中。对此，拉康说：“我们所理解的自我、小他者、同伴 (fellow being)，所有这些想象界的东西都是客体。” (Lacan,  1991：244)  “同伴” 一词，显然指涉的是我们身边其他的个体。通过将自我、小他者、同伴三者并列，拉康暗示了小他者乃是具体个体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同时，“小他者是我们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来制造的，这些方式包括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客体” (Lacan, 1991：244)，因此小他者是制造之物，它当然就成了主体意识的客体。由此，小他者便不能与 “同伴” (具体个体) 做等量齐观。

如是观之，格洛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她的理论窗口望出去，每一个个体都和其他与之相同的个体一起挤在这茫茫大千中面面相觑——但是，是谁将小他者这面 “镜子” 摆到了主体面前？如果没有某种外在力量介入，具体个体是如何跑到图示L右上角小他者位置上去的呢？该逻辑表明，小他者应该是具体个体与另外某些更为隐晦和复杂的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非简单地等同于 “具体个体”。

2.2 霍默：小他者等同于对象a

肖恩·霍默 (Sean Homer) 断言，拉康在1958—1959年第六期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来的对象a (objet petit a) 中的那个 “代数符号a最先是1955年拉康在图示L中引入的，它指代的是与缩写为A的大他者相对的小他者autre。对象a再现了大他者的匮乏，这个匮乏不是特定客体的匮乏，而是匮乏本身” (Homer, 2005：87)。简言之，以霍默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1955年图示L中的小他者与后来的对象a几乎可以通约。何为对象a？拉康设想，为了进入符号构成的象征界，主体被迫将某些东西忍痛遗弃在身后的实在界。实在界是被符号阉割之后剩下的创伤性空缺和匮乏，其内核抵抗符号化，呈现出一种混沌无序、主体无以接近和支配的状态——这个内核便是对象a，它是一个不可能性的诱饵, 诱使主体去欲望某物, 但又不让主体得到满足，这也正是霍默所说 “对象a再现了大他者的匮乏” 之意。

小他者是否等同于对象a？可从两方面审视之。

2.2.1 外在逻辑

图示L中，试图在象征轴上对大他者A言说的主体S，被语言之墙干扰、被想象轴 (a＇-a) 隔阻，而不得不转而向右上角的小他者言说，并试图从那里获得认同以形成自我。如此一来，“言说” 这个行为便为图示L引入了至关重要的主体间性维度，“主体的言说行为会带来一个言说的接受者” (Lacan, 2006：214)，“主体间性的辩证法可以从图示Ｌ获得支撑。” (Lacan, 2006：40) 这一流程表明，主体必须与处于小他者位置上的其他的主体——不管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发生关系。

如果按照霍默的看法，主体不是在与另一个主体互动，而是在与其自身实在界深处的坚硬内核发生关系，那么那些与我们一样的鲜活个体又将如何安放？最起码，如果简单地将小他者理解成对象a，那么拉康断言的主体间性的逻辑前提就不存在了，这显然与拉康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小他者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具体个体，但由于主体间性的介入，从外在逻辑上看，它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那永无可能符号化的对象a，虽然它们之间也许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2.2.2 内在结构

要理解对象a，就有必要首先理解剩余快感和快感 (Jouissance)，因为 “对象a的另一个名称是plus-de-jouir，即 ‘剩余快感’ ” (Žižek, 1996：105)。主体从实在界进入象征界时，必会经历残酷的符号阉割，随后主体会认为自己应有、但实则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快乐与愉悦被人偷走。拉康称那些虚幻的快乐与愉悦为 “快感”。齐泽克认为 “快感是主体的 ‘处所’ (place) ” (Žižek, 2008a：61)，但快感实际上与愉悦和快乐无关。“主体总是-已经 (always-already) 位移，同自己的处所脱节” (Žižek, 2008a：61)，快感的承诺始终无法如期而至，主体便总是不能在快感的兑现中回到原初的处所。因此，快感是某种被符号挡在了象征界之外的东西，它只有通过 “本体性的越轨” (Žižek, 2008a：60) 才有可能得到。快感的实现，意味着想象轴对象征轴的否定式僭越和爆炸式颠覆，那往往就意味着毁灭。而在遵守象征秩序的前提下，主体只能得到剩余快感，亦即一种在痛苦的基础上产生的苦中作乐的幻觉。这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临刑前的阿Q竭尽全力想要把那个坐实自己罪名的圆圈画圆，但最终画成了瓜子的模样。阿Q对造成自己悲惨命运的社会体制 (象征秩序) 泰然接受，他只能试图通过 “画圆” 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方式来获取某种痛苦的剩余快感。所以齐泽克道：“在普通快感之上的剩余快感的产生正是因为快感的对立面，即痛苦。” (Žižek, 2008a：58) 而此处的剩余快感，正是某种与对象a相似的永远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内核。

以霍默为代表的学者将小他者等同于对象a，这表明他们暗中接受了小他者=对象a=剩余快感这个代换公式。由于剩余快感的获取以接受与遵从体现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为前提，这也意味着霍默接受了大他者的绝对权威，意味着以颠覆象征秩序为逻辑起点的快感被彻底压抑了。虽然那种为了完全实现快感而彻底否定大他者的掀桌行为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如下情形——某个在井井有条的象征世界中大获成功的人士，极可能同时又迷恋上某种越轨的快感形式，譬如毒品、烟草、偷盗、变态性关系等，且不惜为此付出一切。这种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便是对快感的追求。对此，霍默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简单断言小他者指涉了具体个体或对象a，是片面的。除了语言的扭曲与遮蔽，图示L的象征轴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想象轴，后者以一种富有弹性的方式作用于前者，又受制于前者。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理论立场。

3.1 小他者既是，也不是具体个体

小他者必然投射到具体个体身上，但它又不是具体个体。拉康说：“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小他者的存在之中。” (Lacan, 1991：72) 小他者就是一个镜面，主体在它面前看到了想象性的自我。由此，主体、小他者、自我被纽结在了一起。

由于语言之墙的屏蔽，主体S最初朝向大他者A的言说实际上却转向了右上角的小他者a＇，这便是移情作用。对此我们可这样理解：教徒 (主体) 希望对上帝 (大他者) 忏悔，但上帝当然不可能来到他身边，因此他只能移情于作为上帝替身的牧师 (小他者)。通过与忏悔室隔窗另一边的牧师互动，教徒得到了想象性认同，自我得以形成。“自我是想象的，而主体则被拉康与象征界联系在一起” (Leader & Groves, 2000：65)，与主体不同，自我是人自以为是的那个样子，而 “对拉康来说，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移情’ 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象征认同相对立的认同” (Shepherdson, 2008：14)。这就是图示Ｌ中上面那一条虚线 (S-a) 的产生原因，虚线表明教徒对牧师的忏悔不可能通达上帝，是空洞的。

齐泽克则将图示L的四要素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集中营这一语境：“图示L中，主体S就是纳粹集中营中垂死的犹太人，理想但不可能的言说者；大他者A，对主体S言辞的理想但不可能的接收者；小他者a，作为不完美证人的幸存者们；a＇，对他们言辞的不完美的接收者。” (Žižek, 2006b：113) 齐泽克将除了最苦难深重的垂死受害者之外的其他幸存者放置到小他者的位置上，并认为他们是 “不完美证人”。为何不完美？我们可借 “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 来加以理解——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幸存者时，由于死者不会说话，它们将 “沉默的证据” 一起带入了坟墓，此资讯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 (Taleb, 2010：101)。具体到齐泽克的 “不完美证人”，在活着的证人之外，还有大量死去的证人，其证词同样重要，却永无可能被听到。因此，小他者并不仅是在场的那些个体，它也包括那些缺席的个体，后者若要出场，只能借助于语言的再现，而一旦进入再现系统，小他者便只能是被再现过程扭曲的 “不完美证人”。于是，齐泽克 “不完美” 之说，完美地证明了小他者既是又不是具体个体这一论点。

3.2 小他者是位置决定的

拉康在第三期研讨班上曾论述道：

正因为主体无法承受直面自己创伤性内核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才将自身投射到外在的某人身上。所谓情侣、朋友、同事等社会角色不过就是偶然地被投射笼罩的那个人而已。因此，就社会关系而言，没有一个人天然的就应该是谁的谁。作为 “我的女人” “我的主人” 所具有的那一切性质并非你先验具有，你只不过是 “作为绝对他者而在那里”。而 “绝对他者” 即大他者，“我的女人” “我的主人” 不过是大他者赋予你的一个身份而已，此身份既可给你，当然也可给任何其他人。简言之，大他者将自身投射到图示Ｌ中小他者a＇的位置，在那里，与主体S一样的具体个体被填充了进去，而那些在小他者位置上的具体个体的性质已由它所占据的位置先已给定。

大他者在语言之墙上表现为抽象的社会历史文化规则，它往往附着在具体个体之上，譬如，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基督教以耶稣为表征等。因此，理解想象轴上小他者的关键词是 “位置”，亦即大他者的投射点。但归根结底，象征关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想象轴所扭曲，“想象性认同i(a)总是服从于象征性认同I(A)” (Žižek, 2008b：120)。

3.3 在剩余快感与快感之间

作为大他者位置投射的小他者并非大他者的简单对应。可细分为剩余快感与快感两个层面来加以审视。

首先，在接受并遵从象征秩序的情形下，小他者确实具有霍默所认为的对象a的性质，主体与之认同实则是与对象a (剩余快感) 的认同。“正是象征秩序构成了主体” (Lacan, 2006：7)，象征秩序就是大他者，被它操控的主体浸淫在各种文化符号之中。甚至当主体受制于对象a之时——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试图去实现剩余快感——现存的象征秩序仍然会在那里发挥作用，因为剩余快感本身就是象征秩序的产物。主体既在意识、也在无意识层面说话，这意味着主体必会受到实在界深处之对象a的操控。鉴于对象a与剩余快感所具有的等量代换关系，当小他者等同，或者接近于对象a/剩余快感之时，小他者位置上的个体会更倾向于接受象征秩序的统治。此时，想象轴对象征轴的影响则会以温和而又渐进的方式进行。

其次，实在界深处还有着某种主体自以为曾经拥有，却被他者偷去的东西，那便是快感。打碎了现存象征秩序是否就一定能获得快感？这并不重要。关键是，现实中的个体们是这么认为的，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身体力行。如果图示L中占据小他者位置的具体个体试图去追寻他自以为被他者偷去的快感，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来临。而一旦主体与这个力图追寻快感的小他者发生认同，并形成自我，那么图示L中的象征轴就将会被想象轴彻底阻断，想象轴就将对象征轴进行毁灭性的颠覆，由此大他者便会被置于某种极其危险的境地。

通过小他者—对象a—剩余快感—快感这一条线索，可以相对明晰地为小他者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景象，并由此概括出拉康的文化立场。大他者透过语言之墙召唤主体，要求主体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无意识主体对大他者的言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召唤之上，主体会试图去成为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可是，为何还会有那么多凡夫俗子，甚至罪犯呢？其原因就是在大他者的象征秩序之外，主体与小他者之想象性认同也时时在暗中发挥着构成性的影响。当小他者更多地受制于剩余快感之时，象征秩序得到尊重，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当小他者试图追寻快感之际，便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文化后果，因为快感的实现是以颠覆象征秩序为前提的。在拉康看来，每一个主体都会试图通过对象征秩序的或大或小的僭越，来或多或少地实现快感。只要无意识主体还在与受到快感诉求驱使的小他者发生认同，以现有象征秩序为标准，包括历史伟人、道德模范、贩夫走卒等在内的每一个人便都有瑕疵甚至缺陷。人们对某人的评判，实则是要考量他身上来自大他者的影响和来自快感的操控之间的比例。超过某个限度，人们就会根据象征秩序判断，此人大节尚好；反之则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之精神分析文化观得以彰显，无意识主体与社会、历史、文化等象征秩序被紧密地关联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拉康从未给文化语境中的主体提供某种思想和行为的具体准则，也从未给文化内涵填充具体内容。在论及精神分析伦理学时，拉康表示，“也许我们应该放弃对伦理学领域任何真正创新的希望” (Lacan, 1997b： 14)。伦理是对行为的一种判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拉康在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之中，就社会、历史、文化等说一点什么，那多半也是会失望的” (赵淳, 2021： 124)。饶是如此，在语言之墙的基础上，拉康对想象轴与象征轴的辩证关系的认知架构仍然有力地支撑了其文化观的基本逻辑，并为新时代下精神分析学更为有效地介入文学研究和文化批判提供了策略和路径。

小他者首先体现为具体个体，但其性质来自它所占据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由大他者根据社会历史文化等象征秩序设定的。进入位置的个体会经历一场抽象化处理，因此便不能再简单地被看成是具体个体了。位于象征轴一端的主体隔着语言之墙与大他者发生关系，大他者对主体的操控会受到来自想象轴的掣肘和制约，而连接小他者与自我的想象轴却因小他者的不确定性而充满了变数。通过审视对象a与剩余快感的等量代换关系以及剩余快感与快感的递进关系，我们可以判断，图示L中的小他者是一个介于剩余快感与快感之间的变量，它在一定限度内摇摆，并直接决定了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哲学语境之中的文化逻辑是以何种方式、多大力度作用于分裂的无意识主体的。

总之，拉康力图证明，虽然主体和大他者之间的象征关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想象轴所干扰和阻断，总体而言，内在想象空间仍然会受制并从属于外在象征秩序。尽管拉康从未给外在的文化空间填充任何具体内容，我们大可不必纠结。拉康相信，将路径设好、桥梁修妥，如果人们接受他的理论策略，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到某些特定的意义那里。这一认知架构，构成了拉康文化观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