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第163期：自信的中国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

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他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

自信的精神力量是

战胜西方话语围剿的关键

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的全面的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

解构西方话语、

建构中国话语刻不容缓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和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存在太多的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的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的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它的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的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中国模式的魅力》，指出我自己走访百国之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当时就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分析了美国模式在美国国内的溃败及其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极为负面的影响，与国际上一些学者一起提出了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

2010年，我提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2011年我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成了学术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一些媒体这样评论 ，他说在思想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为火热，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说《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但也有论者争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中国震撼”PK，写出洋洋万言批驳《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互不相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这是当时这篇文章所说的话。好在我们国人普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多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今天整个世界每天都在感受“中国震撼”、“美国遗憾”和“西方衰落”。

话语斗争:

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

来对付侵略者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

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种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中国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的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

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文明型国家”话语

已成为国际政治叙事

主流话语之一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10月17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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