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期毛泽东突发难，指彭德怀右倾动摇

他万万没有料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长达24年，这件历史公案竟被提过多次，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彭德怀背地里鼓动林彪给中央写的信。

事过24年，在庐山会议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又重提旧事，林彪与历次情况不同，突然插话说，长征中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事先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的主张，与彭德怀无关。

林彪的这一简短插话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情，澄清了事实。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慌忙飞抵重庆，亲自出马“督剿”，下达手令：

“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成使命。”（《红军转战贵州》，第110页）

于是，急调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纵队到鲁班场，吴奇伟纵队进到枫香坝；黔军王家烈进到泮水、打鼓新场地区；川军和其他黔军进抵遵义以北地区，企图一举将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狭窄地带。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洞察其意，遂将计就计，决定于遵义、仁怀之间寻求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扩大战果，以粉碎蒋介石军队的新围攻。

于是，中央红军向平桥、鲁班场黔敌和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

此前，于3月13日，彭德怀同杨尚昆对于集中红军主力攻打鲁班场敌周浑元部向中革军委提出了意见：

由于时间仓促，地形不利，敌阵地工事坚固，攻破周敌的可能很小，应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吸引滇、川两敌向西，寻求战机。

可惜这一正确建议，未被采纳。

鲁班场位于仁怀县西南部，是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镇，离县城约20多公里，距赤水河茅台渡口只有20公里。

这个小镇地形复杂，位置险要，易守难攻。

3月15日拂晓，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入指定地点，向敌阵地进攻，遭到敌人猛烈反击，屡攻不下，形成对峙。

为免遭敌人夹攻，摆脱被动，红军出敌不意，突然挥戈北上。3月16日—17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深恐红军渡江，急调重兵阻截。

中央红军又神速回师东进，返回黔省。

3月21日—22日，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南下，将众敌远远甩在赤水河两岸。

四渡赤水之前，就如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确定战略进军方向，彭德怀于3月20日向中革军委建议：

应以一部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以迷引滇敌；其余各部继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吸引川敌向古永移动，然后脱离该敌，速往赤水河掌握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渡过赤水河，从毕节以东回到黔西、大方；再寻战机，打击王家烈和周（浑元）吴（奇伟）二部。

同时提出，目前红军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以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决不要“攻坚、乱碰”。

这项建议体现了彭德怀善于在敌情十分复杂的形势中综观战局，灵活转移兵力和变换战术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提出的机动灵活、集中优势兵力、争取主动、以少胜多的主张，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红军把众敌甩在赤水河两岸，急速南进至遵（义）仁（怀）公路北侧，以红九军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鸭溪、枫香坝敌人的封锁线，南渡乌江。

为实现向云南进军，从金沙江北渡长江入川的战略目标，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一部向瓮安、黄平方向佯动，做出与红2、6军团会合姿态，而主力红军则通过息烽、扎佐，脱离敌人向东南移动。

4月3日，红3军团为右纵队，分两路进到贵阳地区。

这时，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企图以三路纵队堵截红军，并调滇军出援贵阳保驾。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方向开进。

其实，中央红军既不想占领贵阳，也不是东去湖南，而是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出来，以便西进，抢渡金沙江北上。

为滞阻蒋介石向贵阳集中之敌，控制西进道路，彭德怀和杨尚昆奉中革军委命令，指挥红3军团以一个团在黎儿关向贵阳作佯攻，主力经高坡坝向青岩地区开进，在贵阳附近掩护中央纵队通过。

继而红1军团也从龙里挤到右路，路窄人多，簇拥前进，其他部队也从这里通过。

红3军团掩护各部通过贵阳，同敌苦战3昼夜，克服长途行军的疲劳、给养不足、大量减员和在众敌包围中穿来穿去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央红军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过湘黔公路，南下后向西疾进，相继攻下惠水、长顺。

4月13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就红军目前行动问题再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他们指出：

北盘江两岸石山耸立，居民多为苗族，地形和环境对我作战不利，应乘敌未到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占平彝（今云南富源）、盘县，向滇急进，打击滇军，可使我机动区域扩大，也能争取时间，争取群众。

这个建议，对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兵包围，迅速渡过北盘江入滇，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杨建议，4月17日中央红军跨过北盘江，乘滇军东调、境内空虚，突进云南，连取沾益、曲靖等城，直逼昆明。

这时，昆明几乎是座空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异常恐慌，深怕红军抄了他的老家。他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要孙渡返滇，一面急调各地民团前来增援。

然而，中央红军只在其附近虚晃一枪，即向西北迅速前进，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流，全长约2000公里，蜿蜒奔流在川藏、川滇边境深山峡谷之间。两岸悬崖飞瀑，谷深水急，地形险要。红军如不能迅速过江，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为争取时间，4月29日中革军委果断地发出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分两路向禄劝以北地区前进。

5月5日，彭德怀率红3军团赶往皎平渡渡江。

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如意算盘，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抢渡金沙江胜利后，为扼阻追敌，打击出援之敌，争取红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后得到必要的休息和补充，中革军委决定攻打会理。

会理城地处四川省最南部，金沙江北岸，三面临接云南，交通闭塞。

会理有内、外两城，内城大、外城小，城墙完整、厚而高，四面有城门，城上筑有城门楼，利守不易攻。

城内守敌刘元塘见红军包围会理，极端恐慌，紧闭城门，凭坚死守，并急电驻西昌的国民党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火速派兵增援。

5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我军渡江后摸清会理敌情的指示》，部署红3军团和干部团主攻会理城，消灭守敌刘元塘，统受彭、杨指挥。

彭德怀和杨尚昆对会理地势、守敌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拟定攻城作战计划。

与会者认为，会理城垣虽小，但不易接近，何况没有炮火掩护，就是步枪子弹每人也只有几发，因此，攻城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坑道爆破。

当日，彭德怀将会理城敌军布置情况上报中革军委。他说：

守会理敌军有4个营，1个手枪营，西昌还要增加2个营，加上民团共3000余人，城内有大小碉堡20余个，又获刘元璋旅将于10日赶到会理增援的消息。据此，决定明日（9日）各部进至预定位置，做好攻城准备。

5月9日，红3军团开始围攻会理城。

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红3军团战士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奋战5昼夜，完成了坑道作业。

5月14日上午，军团参谋长叶剑英来到军团司令部，向彭德怀、杨尚昆汇报爆破的准备情况时，忽然、来了位个头不高、操着四川口音的充满朝气的女红军。

彭德怀惊喜地问道：“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呀？”

来客还未来得及回答，杨尚昆忙插话：“是我让她来的！”

原来这位年轻的女红军，是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他们同是四川人，相识于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年代，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时结婚，同年回国。

杨尚昆、李伯钊

李伯钊先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后赴革命根据地，从事宣传文化工作，长征途中在中央纵队任宣传干事。

当时，她正在路边教通过此地的红3军团炮兵团唱歌。嘹亮的歌声传到了军团部，杨尚昆听到已经半年多未见面的妻子的歌声，触发了想念之情，写一便笺邀她来军团司令部聚一聚，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呵！（参阅《李伯钊文集》—《李伯钊传》，第78页）

彭德怀也分享着自己的战友在战场上夫妻短暂会晤的喜悦，把他珍藏的几块从长沙县缴获的冰糖拿了出来，招待来客。

李伯钊见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有些过意不去，便坐在一旁，听他们继续商谈。

叶剑英汇报完爆破的准备情况后，彭德怀决定按原计划行动。

当日晚，爆破会理城。因坑道内炸药不足，只将城东北角炸塌，敌人用数挺机枪交叉射击，阻红军于城下，会理未克。

这时，红一军团集结在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打击从西昌来援之敌。

红军围攻会理城，迫使守敌龟缩在城内不敢妄动，从而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在城外的休整。

刘元璋从西昌派兵星夜向会理增援，会理以北一带兵力空虚，又反为红军北上向大渡河挺进，提供了条件。

这时，在红军领导层中间出现了一场风波。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实现战略转移，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频繁战斗和大踏步的行军转移，红军极端疲惫，减员很多。

因此在部分指战员中由于对中央战略意图产生误解，出现了牢骚和埋怨情绪，有的人说：“部队只走路，不打仗，没被打垮倒被拖垮”等。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对红军在战略转移中要付出的代价，如与敌人兜圈子、走迂回曲折的路等，是理解的，也认为是指挥有误，甚至直接给中央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指挥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是湖北省黄冈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叶挺团任排、连长。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就任过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红4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出任红1军团军团长。

毛泽东和林彪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外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彭德怀正在指挥红3军团攻打会理，突然接到要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政治委员杨尚昆正在发烧，也不能请假，只好用担架抬着前去开会。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首先发言：

我们抢渡金沙江后，把蒋介石军队远远抛在后面，终于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今天请大家来开会，目的是对前几个月行军作战出现的问题统一一下认识，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先请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说：

从3月下旬我们往返两次（指第三、四次）渡赤水，调动了敌人，弄得他们疲于奔命，让老蒋（指蒋介石）在贵阳惊慌失措，感到岌岌可危。

我们南下威逼贵阳，又狠将了他一军，为给自己保驾，他又急调滇军出援。

滇军一出来，我们这盘棋就活了，争取了主动，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说到此处，毛泽东大声说：

可是却有人对于新的作战方针、多跑些路有意见，发牢骚，还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会场一阵静默，气氛有些紧张。

当时，彭德怀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攻打会理城，又因打不到土豪，筹不到粮，战士只能用野菜充饥，伤员无处安置，十分着急，临近午间还没吃早饭。他仅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说：

“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了敌四面包围形势，顺利地渡过金沙江，把所有敌军抛在后面，这是很大的胜利。”（彭德怀《庐山笔记》，1959年）

他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厉声说：

“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

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三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出处同上）

同时又批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

“你是彭德怀的尾巴，什么政治委员。”（出处同上）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指责，感到突如其来，莫明其妙，他扪心自问，从未向中央隐瞒过什么，当然自己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但谈不到思想意识问题。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解。

林彪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声刚落，林彪抬起头，表白说：

“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得慌……”（出处同上）

毛泽东说：

“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信是林彪写的，可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指名批评彭德怀呢？也是事出有因。

会理会议前一天，彭德怀接到林彪打来的电话，林彪说：

“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庐山笔记》，1959年）

“是啊！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正是当年石达开走过的，孔明渡泸深入不毛之地，走的也是这条路。

但我们和孔明不同，他渡泸南征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我们北上是为了革命。今天困难虽多，但历史不会重演。”（《庐山笔记》，1959年）

彭德怀对林彪的消极悲观思想进行劝解。

“我军不能在此久留，请你指挥迅速北进吧！”

“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出处同上）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林彪。

当初，彭德怀并未把林彪的电话当一回事，以为那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已。

而且从1930年组建红一方面军以来，他同红1军团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的，从未计较过谁指挥谁的问题，很多战役都是双方共同商量一下就打起来的。

关于林彪的信，彭德怀只是在会理会议上得知的。因此，他觉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到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威信尤为重要。

他在第二次发言中批评林彪：

“遵义会议才刚刚换了领导，你给中央写信提出改变前敌指挥，当然是错误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我也不能胜任。”（出处同上）

同时作了自我批评：

“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平桥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出处同上）

他表示：

“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出处同上）

最后，彭德怀声明：

“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第二次访问杨尚昆记录》，1982年夏）

在刘少奇出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曾向他介绍部队战士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

不怕打仗，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地的缘故。

彭德怀向刘少奇反映指战员思想动向，刘少奇向中央发电汇报这种动向都是正当的。

彭德怀之所以未在这封电报上署名，是因为他对电报的内容不尽同意，而且考虑到他过去提过两次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非出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时，彭德怀认为会议对他的责难，“不过是出于一种误会”，只要说明一下，也就算了。

他万万没有料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长达24年，这件历史公案竟被提过多次，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彭德怀背地里鼓动林彪给中央写的信。

事过24年，在庐山会议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又重提旧事，林彪与历次情况不同，突然插话说：

长征中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作战，事先没有同彭德怀商量，是我自己的主张，与彭德怀无关。

林彪的这一简短插话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情，澄清了事实。

会理会议是林彪挑起的，但却严厉批评了未参与林彪活动的彭德怀。彭德怀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的错误，从而维护和增强了党的团结。

会议通过批判林彪的信，通过批判刘少奇的电报所反映的问题，纠正了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对中央领导的某些怀疑和埋怨情绪，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领会，从而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长征这一战略转移的胜利。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