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五期：符号学王国
本期主题：符号学王国
主持人：王铭玉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符号学作为一个与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特性，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已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国家中，最具代表性和起引领作用的是传统上的三个“符号学王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巴特（R.Barthes）和格雷马斯（A.Greimas）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对符号学的启蒙与发展作用很大。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符号学国度，其研究起源于皮尔斯（C.S.Peirce）学说的符号研究，并以雅各布森（R.Jakobson）带有语言符号学倾向的诗学研究以及西比奥克（T.Sebeok）带有生物符号学倾向的全面符号学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是现代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运动中最有特色的国家，以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学派把俄罗斯传统的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孕育了文化符号学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富于符号学思维的国家，更是一个具有符号学研究传统的国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符号学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热点学科，从最初的引介西方思想，到后来的创新性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可以说，符号学“第四大王国”正在崛起。
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5位符号学研究者，综述法、美、俄、中“四大王国”的符号学研究，厘清各国符号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外研究的优势特色，为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启迪思想、贡献智慧。
法国符号学思想
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专职研究员
应该说，现代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再随后，与美国的皮尔斯符号学传统和前苏联以巴赫金和洛特曼为代表的符号学研究汇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主流。
当代法国符号学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和福柯等人开启的结构主义运动及同时出现的“结构符号学”（sémiologie）研究时期。结构符号学，秉承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初步的符号学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做了大量梳理和系统化索绪尔相关理论的工作。其基本理论和方法为：（1）“二元论”是其基本出发点；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将符号之间的结合方式确定为横向的组合关系与纵向的聚合关系，这是结构符号学的主要操作概念；（2）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内在“形式”，看作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看作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从而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结构符号学将其研究集中在了符号、符号系统和被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上；（3）在研究方法上，结构符号学将其任何对象都转换成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和由语言符号组成的形式系统，所以，结构符号学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种“附属”。结构符号学在1966年发展到顶峰，在1968年“红五月运动”之后，进入收尾的后结构主义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后期出现，但在结构符号学之后继续得到发展的“巴黎符号学派”（Ḗcole de Paris）。其确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祖籍为立陶宛的格雷马斯（Greimas,A.J.1917-1992） 1966年出版的《结构语义学》。该学派自1970年改用国际符号学学会采用的sémiotique一词来定名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以便从名称和方法上区别于结构符号学。巴黎符号学派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了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至今兴盛不衰。该学派的宏观理论可以概括为：（1）符号学是关于意指系统的一般理论，其研究对象是任何言语活动的“意指系统”和其组织形式，而不是符号本身的性质及种类；（2）符号学是一种元语言等级系统。元语言可以描述自然语言，也可以描述非语言事实。据此，格雷马斯把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称为寻找“叙述语法”，因此也被称为“叙述符号学”；（3）巴黎符号学派认为，各类言语活动都是它的研究范围，包括“词语世界”和“非词语世界或超语言世界”；（4）普通符号学的研究材料是文本（texte），文本被看成是一种或多种意指系统。近年来人们更喜欢采用“话语”来代替“文本”，因为它作为行动中的话语，是一种无限的符号学实践过程；（5）结构符号学是以研究“不连续体”语料为特征，巴黎符号学派研究则以“连续体”语料，甚至是语料之外的背景为考虑对象；（6）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巴黎符号学派明显地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合为一体。
近年来，法国符号学研究有一定的回潮表现，即对于符号的研究又重现在叙述符号学名下的研究之中。未来，法国符号学将是在sémiotique名下包括对于符号、符号之间结合关系的整体性研究。
美国符号学概观
山西大同大学副教授
谈及符号，保守地讲，古希腊的症候学可视为符号学的开端。大胆一点儿，再往前推1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占卜术中就已经较为系统的使用符号推理和预测，从某种可察或在场之物中推断出隐藏的和不在场的神谕，进而与可能世界或神话世界沟通。进而观之，占卜术使用了命题表达（if p then q），体现了符号的运行机制：符号的解释项已经是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视野再放开些，我们甚至可以把符号的出现追溯至与人类出现的同一时期。谈及符号学，西比奥克（T.A.Sebeok，1920-2001）曾把符号学类比为拼图，学者们对于采用哪些符号碎片以及它们在符号学中的相应位置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关于一幅完整符号学版图的设想在让人激动的同时，也存在着误导的可能，这也许就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份详尽的符号学史纲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符号思想的历史久远、深刻广博、学派纷呈。
美国在符号学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不言而喻，但美国符号学的边界并不容易划定。科学家可以有国籍，但科学无国界。美国符号学人数众多，往往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涉及符号学研究，如语言学、诗学、人类学、教育学、哲学、信息论、神经科学、控制论、生物学、伦理学等，基本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交叉与互动，遵循着西比奥克全面符号学的设想向纵深发展。虽然我们持谨慎态度，但受学识所限和目力所及，我们在此仅提及以下几位学者，通过凝练他们的符号学思想来窥探美国符号学对世界符号学发展的辐射和影响。
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49）提出“语言具有生产符号的能力（sign-making faculty）”，他的语言制度、任意性、规约性、动物信号、语言符号等概念对索绪尔产生了直接影响。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研究计划是要把任何学科、整个人类思维都纳入他的理论范围，他的实效论基于实验室数据和科学实证，吸收了可错论、进化论等动态思想去探求意义和真理，皮尔士称之为终极共同体（final community）。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从语言学、诗学研究扩展至符号学，他的语言六要素构成的交际模式未凸显符号载体，这增加了符指过程的解释难度。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 1979）发展了行为主义符号学说，一生倾注于符号和价值研究，建构了符号学三分的理论体系（符构学、符义学、符用学），以及通过论域理论讨论符号的具体运用。西比奥克（Thomas Ablert Se -beok，1920-2001）的全面符号学将皮尔士“宇宙沉浸在符号之中”的断言发展成为一个学科领域。三级模式化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赋予人类的模式化系统能够处理神话（巴特）与现实之间的差异问题。
美国符号学家们的名单和思想就像一个无限的符指过程，但我们离散的文字要在此处断裂。人从来都是自然的产物，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也不应该止于人（文化）的边界而割裂人与生存其中的自然的联系。在全面符号学视野下，我们能更好地审视人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符号关系和伦理关系，符号的重要在于我们能通过它知道更多的东西，符号学的重要是因为它不满足于现状，以无限符指过程探究着终极真理。
俄罗斯符号学思想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俄罗斯人文学科中能获得世界普遍承认并赢得广泛赞誉的领域为数不多，符号学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俄罗斯符号学研究除了以本身的语文学传统作为基础外，还一直以对本民族的思想传统、精神内涵、人文特质的发掘与继承作为重点，同时与历史、宗教、文学、戏剧、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研究不可分割，其主要贡献在于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
一、俄罗斯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俄罗斯符号学，特别是语言和文学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有三个来源：布拉格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以特鲁别茨柯依（Н.С.Трубецкой）、雅各布森（Р.О.Якобсон）、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穆卡尔若夫斯基（J. Mukarovsky）、布龙达尔（V.Brondal）等为代表；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以什克洛夫斯基（В.Б.Шкловский）、埃亨巴乌姆（Б.М.Эйхенбаум）、特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为代表；不依附于任何流派的别雷（А.Белый）和普洛普（В.Я.Пропп）。
二、俄罗斯符号学的思想大家
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思想精深、学识广博、影响深远的符号学思想家，其中李幼蒸等学者最为推崇的是：雅各布森、特鲁别茨柯依、普洛普、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伊万诺夫（Вяч.Вс. Иванов）。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依因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其对音位学、语法学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而在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界享有盛誉，普洛普的叙事结构分析法直接影响了二战后的结构主义运动，巴赫金有关复调式小说和狂欢节诗学的思想给西方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以极大的冲击。而洛特曼、伊万诺夫等学者所代表的俄罗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集中了最为优秀的俄罗斯符号学家，与同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显著位置。
三、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历程
自皮尔斯和索绪尔相继提出符号学的概念之后，俄罗斯符号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一）准备期（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思想界在语言文学思想、系统性观念、东正教思想、象征主义、戏剧研究、元艺术理论、文明因素、元问题意识等方面为俄罗斯现代符号学的诞生做了扎实的理论铺垫。
（二）形成期（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以梅耶尔霍尔德（В.Э. Мейерхольд）的戏剧符号学研究、林茨巴赫（Я.И. Линцбах）的可视符号学研究、叶夫列伊诺夫（Н.Н.Евреинов）的戏剧思想、雅库宾斯基（Л.П.Якубинский）和波利万诺夫（Е.Д.Поливанов）的诗学语言研究、曼杰尔什塔姆（О.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文学理论、罗扎诺夫（В.В.Розанов）的符号学思想、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的二元结构思想为代表。
（三）发展期（十月革命至20世纪中叶），集中体现为历史主义的态度、解释学的态度、戏剧理论、形式主义方向、功能形式主义方向、修辞学、文化学方向等领域的系统研究。
（四）过渡期（20世纪中叶前后），以雅各布森的符号分类思想、符号学定位思想、语言符号学理论及巴赫金哲学符号学视野下的符号观和文学符号学视野下的对话理论为代表。
（五）成熟期（20世纪60年代至1993年），以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领军人物洛特曼、伊万诺夫、乌斯宾斯基（Б.А. Успенский）、托波罗夫（В.Н. Топоров）的深入研究为代表。
（六）后洛特曼时期（1993—），洛特曼1993年去世之后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回顾、反思和总结的趋向。
四、俄罗斯符号学的研究特色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典型特色在于：一是关注第一模式系统和第二模式系统之间的同构性规律及符号系统的共存和接触现象；二是偏好于探索各种符号域文本的结构形式、信息容量、交际潜能、文化底蕴、历史渊源等方面的特征；三是深入民族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深层来解释符号域的各种外在表现；四是在全面考察各种符号域变化万千的符号现象的同时，偏重于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五是倾向于从文本这一概念出发来描写和阐释符号系统的表现；六是时刻将符号学的历史对象研究与现实对象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将符号学一般理论研究与具体领域的应用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符号学思想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并不是指单一的语言、文字或图象等等。它的研究对象是围绕人类的生命活动所展开的各种意指实践或符号化过程，这就包括了姿势、踪迹、语言、图像、书写、艺术、仪式、实物等等各种表意方式。一言蔽之，符号学所处理和思考的对象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符号综合体，这个符号综合体中最基本的二元要素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其中最重要的是视觉性符号）。因此，语象关系是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限于篇幅，我这里重点谈谈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其基本特征就一个字：中。
“中”按照巴尔特的说法是“中性”，即二元对立的消除，如图形诗消除了诗与画的对立。“中”在儒家经典《中庸》里则被表述为“执两用中”（再简称为“执中”），即弥合两个极端要素的差异，在动态使用中灵活把握二者的边界。如北京奥运会徽标“中国印”，其图形既像奔跑的运动员又像“京”字，语象浑然一体，差异感消失。图形诗的“中性”与中国印的“执中”显然不同：前者是语象主动跨界，同时又保留了跨界的痕迹和区分的张力，即福柯所谓图形诗是“在视觉中被封口，在阅读中被隐形”，你把它看作图的时候无法阅读，看作诗的时候无法观看。但是在中国印的“执中”型这里，图文、语象的差异感被中和了，你在观看亦是阅读，不是二元对立的消除而是这种对立尚未发生就被弥合。巴尔特的“中性”是西方符号学处理方式——无论如何跨界总是在追求差异，我们称为“移心”型。《中庸》是中国传统符号学处理方式：意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感的消弥，我们称为“执中”型。
语象“执中”型是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精髓。《易经》的卦爻象，既是视觉观看事物之象，又是阅读义理之“文”（语），二者边界消失，难解难分。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语象“执中”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情思（语）与景物（象）的浑然一体。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更追求语象圆融，即苏轼所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表意汉字是语象“执中”型的最高范式。它一手抓着语言（“六书”中的转注、假借以及记号化），一手抓着图像（“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两手并用，融会贯通，最后浓缩为形声字：形旁为“象”，声旁为“语”，语象执中。在世界拉丁字母化的滚滚洪流下，“执中”型汉字仍坚守着它的东方符号学传统。
这种古老的语象执中型话语在“后语言符号”时代可能“有话要说”。
符号·符号学·符号学王国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师
人类的生活与符号密不可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感知和使用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当你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当你倾听一首交响乐时，当你辨识各种交通标志时，当你穿上一件时尚的衣服时，当你流连于艺术品长廊时——你都在与符号打交道。尽管中外学者们给“符号”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然而这些有关“符号”的定义其实都揭示了符号的本质：符号是一种替代物，它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并且能够为公众所感知。符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学者做过各不相同的划分。比如，皮尔斯把符号分为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符号还可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人造的和自然的等等。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把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复杂但又最普遍且实用的符号系统。人类用语言符号进行思维和交流，去创造和传承文化，甚至仅仅是一种审美活动（如美声和书法）。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的思想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也使符号学开始登上了科学的殿堂。
符号学是近代以来才诞生于西方的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是专门研究符号的科学。如果从专业角度说，符号学专门研究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符号学乍看起来使人感觉有些抽象，但它实际上是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科学。加拿大学者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在《符号学导论》一书中说：“从某种程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符号学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符号学的方法。当我们本能地探究某些事物的意义时，我们实质上就在从事基本的符号学思考。”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公认的符号学奠基人有两个：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另一个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20世纪初）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索绪尔是在语言学研究时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而皮尔斯是在进行哲学和逻辑研究的时候萌发了符号学的思想。
对符号学进行独立和系统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的法国。1964年巴特（R.Barthes）《符号学原理》的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号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此后，符号学在欧洲（以法国和俄罗斯为代表）和美国得到迅速发展，但在不同国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这是不同国家中符号研究的不同传统所致。比如，法国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索绪尔/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美国的符号学传统具有综合性，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来自“皮尔斯/莫里斯—逻辑哲学—认知科学”，而俄罗斯的符号学传统主要来自“巴赫金/洛特曼—马克思主义文论—社会文化学”。中国学者对符号学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但伴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中国符号学高点起步，利用短短30年时间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符号学在中国正迅速兴起成为一门显学。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国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符号学理论采取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态度，注重研究各种理论的相通之处，竭力运用符号学解读的多元化方法探索多元融合的研究途径，同时也在认真研讨符号的实际应用，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之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王铭玉教授曾于2016年提出中国符号学13个方面的理论依归和6个方面的学术精神，亮出中国符号学的底牌，拓展其发展进路，这也是他对中国符号学寄予的希望。
今天，中国符号学研究者队伍日益壮大，提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学会、刊物，有定期的学术活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符号学的蓬勃发展已经为世人所瞩目。
主编：王铭玉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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