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联手，“第五极”能否逆天改命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就中国经济的发展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大众听得最多的，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成渝、中原、关中平原城市群也不算陌生，其他城市群则“存在感”不强。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箭身”主体，媒体和官方提及频率不高，所涉及到的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协作不足，基本上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水平。

进入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似乎突然有了加速的迹象。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十四五规划。

提出了：

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定位，为未来五年长江中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也成为继成渝都市圈后，又一个受到瞩目的跨省域城市群。

那么，作为国内面积最大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能否真正能成为长江乃至中部的“金腰带”呢？

在国家的发展大棋局中，这一城市群，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五极”吗？制约这一城市群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城市群的进击，龙头城市的带动必不可少，就像上海之于长三角，广深之于珠三角。

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要“强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省会城市引领功能”。

省会们被委以重任，但论实力、辐射能级，能带飞一众城市群兄弟吗?

先说武汉。

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武汉承接了三大波红利：

第一波红利来自开埠后西方工商业舶来。

西方国家在汉口建立租界，从积极方面来讲，带来了西方先进技术，刺激了武汉的工商业发展。

第二波红利是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始了他在武汉的苦心经营。张在武汉三镇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工业企业。

同年，张之洞上书清朝皇帝，建议修筑由北京至汉口内地铁路，武汉的命运从此改变。

清末，武汉三镇发展迅速，现代工业纷纷在武汉落地，武汉成为了洋务运动最大的受益城市，一度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第三波红利是1949年以后的多轮国家计划。

一五计划，国家在武汉投资兴建了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并修建了长江大桥。二五计划，冶金、机械等重工业与轻纺、电子等轻工业落地。武汉到了1986年，工业规模仅次于京津沪，位列全国第四。

武汉在1990年代以前，GDP尚能稳定在前十的位置，之后就一路下跌，一度跌至第十五名，直到2011年之后，才重新上升。

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武汉多数年份排名跌出全国前十。

原因在于改开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属于内陆地区，开放较晚。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又面临工业转型的严峻问题，负担重。

2010年后，武汉重回全国GDP十强。论总量，这个“中部一哥”还时常位列长三角省会杭州、南京之前，但看拆解的经济指标，武汉需要加把劲的地方还真不少。

例如，人均可支配收入，武汉的排位和经济总量不成正比，2020年排到第18名。且不论和北上广深的巨大差距，东莞、珠海、温州等三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赶超武汉。

航运、港口的物流吞吐量，也经常作为经济观察的指标信号。2021年，武汉天河机场货邮吞吐量为31.6万吨，在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属于末流。

长江内河航运方面，武汉的货运吞吐量，也相当靠后。

在民企500强的分布中，武汉5家的“库存”，也只能在全国排到第17位，仅相当于一线城市的零头，更比浙江“第四城”绍兴、山东“第三城”烟台的数量都要少。

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河港口优势发挥不充分，民营企业不够强，新兴产业发展遭遇沿海城市截流，是武汉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

这是武汉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拉开差距的自身原因。虽然在过去十年中，武汉拼命追赶先进，但和长沙、南昌等长江中游兄弟城市又存在资源争夺。

再说长沙。

中国近代的工业，都有明显的舶来特征。长沙近代的工业产业发展，与武汉高度类似，受益于洋务运动、西方工业舶来以及铁路的修建。

只不过相对于九省通衢的武汉，长沙更加深处内陆，直到1904年才开埠，在贸易规模上也远远不及武汉。

1949年后，在多轮国家计划的资源分配下，长株潭奠定了工程机械、电子信息、互联网等优势产业。

改开以后，长株潭三市已经形成特色明显的优势产业，成功打造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材料、食品和生物制药等六大支柱产业，互联网和娱乐文化产业也相当发达。民营资本遍地开花，比较发达。

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长株潭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株洲机车；在手机屏幕行业，有蓝思科技；制药企业有九芝堂等。

另外，长沙已经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之后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移动互联网企业已达到2.6万家。芒果TV，中国人民都知道。

但长沙的短板也很明显，即深处内陆，港口、交通优势不及长三角，与武汉、南京相比存在相当差距。产业布局方面，“工程机械”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有所改观，但依然存在。

长株潭城市群在人口密度、人均GDP和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等方面，都远低于国内先进城市，一些指标，如高铁枢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空港建设等方面，与中部地区的郑州、合肥相比，也略有差距。

另外，从整个湖南省来说，长沙周边的岳阳、常德、衡阳等地市，没有一个迈过“五千亿”的门槛，经济体量有限，多中心化发展不理想。

最后说南昌。

与武汉、长沙不同，南昌的近代发展史上，受制九江年开埠（1861年），航道重心向九江转移，九江截流了进入南昌的外来资本，造成南昌近代经济起步滞后，比武汉和长沙都要晚。

再加上受制于地形、行政区划等因素，与周边次级城市如高安、樟树、丰城等缺乏联动。

对比武汉、长沙的GDP，南昌是长江中游中心城市中最弱的省会。

算上合肥和太原的中部六省会，南昌经济体量也只排名第五。2021年6000多亿的GDP，离万亿的门槛还有相当距离。

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宪此前分析，南昌存在市辖区面积过小，占比过低的问题。

南昌现辖6区3县，总面积7402平方公里。其中，南昌、进贤、安义3个县面积达4441.7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60%以上，明显的“强县弱市”。

有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江西为了保住唯一的全国百强县南昌县，而不将其撤县建区。其背后可能存在省、市两级的财权博弈。

相比于武汉35.9%、长沙29.1%的经济首位度，南昌22.4%的首位度，确实不高。

南昌轻工业特色是以服装业为主的传统产业，重工业具有相当规模，但近年来发展遭遇瓶颈。

如昌河汽车被合肥收购，如今经营堪忧，江铃汽车近年来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南昌的高新技术则呈现“散、小、低”的特点。

2021年江西省百强企业中，位于南昌市的企业数量有40家，除了江铃汽车，南昌比较缺乏全国知名的企业，其他500强企业，分别是矿业、农牧、光伏、建筑等传统行业，作为江西的省会城市，产业特色并不突出。

总体而言，长江中游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都市圈，城市短板明显，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经济总量不高，协作有限，与长三角差距明显。

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高度一体化，中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概念不够突出，地位不够明显，交通可通达性不高，存在各自为战、产业趋同的问题。

除了中心城市的带动不足，就整体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现阶段也还“发育不足”。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开篇这样说：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点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如果我们当今看许多区域中心城市的十四五规划，除了关于本地产业的传统叙述，提到产业规划，高度雷同，诸如：

半导体、生物技术、绿色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5G移动通信、物联网、智能终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物联网、通讯导航、车载芯片、生物医药等关键词被反复提及，几乎成为陈词滥调。

仿佛每一个城市群，都要着力打造这些产业。先不论是否切合实际，仅就规划，就难免造成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

这样的做法，很容易造成以邻为壑的竞争，加高制度壁垒，形成“诸侯经济”，最后“诸侯林立”。

我们放眼发达经济体，看欧美城市群和都市圈内城市的定位。

美国的都市圈内各城市往往选择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形成了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和产业链条，城市与城市通过协作，形成了战略性产业布局。

美国三大城市群之间发展也各有特色。

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为中心，突出金融、政治、娱乐、传媒等非实体经济的引领。

五大湖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形成一主多副格局，突出先进制造业，例如著名的波音和卡特。

西南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洛杉矶为中心、旧金山湾区为副中心，汇聚了生物科技、医学、互联网等一众高技术含量产业、研究中心和高校。

各城市群之间差异化发展，内部分工协调形成了良性互动。

反观目前我国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规划，存在产业规划趋同，城市群之间，以及内部各城市，竞争大于协作。

就现实来讲，中国目前规划的多个城市群存在现实的差距，这种不均衡，短期内难以改变。

从人口、独角兽企业、高校数量、GDP总量方面看，内陆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存在绝对的差距。

城市群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既需要富甲一方的塔尖城市，也少不了家底丰厚的“腰部”力量。

但纵观百强城市的区域分布，沿海远高于内陆，“中三角”三省的百强城市数量相加，还抵不过一个“苏大强”。

独角兽企业数量，各城市群的差距更大，南昌“颗粒无收”，长沙只有一个独角兽收入囊中。

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三家独大，从东到西城市群的不均衡客观存在。这是由城市群所处地理位置、历史积累和政策倾斜决定，短期内希求超越和对抗，也不现实。

我们姑且看“中三角”的实施方案，提到了哪些点：

首先是打造七个产业集群。

涉及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集群。

每个集群在武汉、长沙、南昌三个城市群之间，又做了协调分配，如：

“武汉都市圈重点开发新能源、5G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汽车，长株潭都市圈推进燃油汽车产能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南昌都市圈保持特种车优势并有序发展新能源汽车，襄阳聚焦智能汽车研发制造，荆州、常德、衡阳、九江、宜春等建设汽车零部件基地。”

这样避免了资源的重复配置和内部恶性竞争。

第二是“统筹承接产业转移”。

实施方案提出，要根据各城市群的工业基础，差异化承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产业和资金转移。

第三是从制度上解决原来城市群之间存在的人为壁垒。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推动都市圈内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城市群内居住证互通互认”，归根到底，是推动“中三角”地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化配置。

第四是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例如，基本实现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 2 小时通达。

面对现实的不均衡，“中三角”的打造，是向长三角、珠三角看齐，寻找新的均衡，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在“量”上追赶。

中三角的建设是瞄准市场自由配置、人均收入提升、区域产业协作、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方面，避免城市群之间的内耗和资源低效、重复配置。

打造“中三角”目的最终在于“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武汉都市圈、长沙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形成一体化城市群，推动区域自身的发展，提高产业聚集和生产效率，消除制度壁垒。

在地理方面，中三角旨在建立更广阔区域的自由市场，弥补国际贸易的不足。

在交通方面，中三角要解决人口间的无壁垒流动，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贸易往来。

在产业优化方面，中三角的建立在于避免区域内资源错配，城市群之间一盘棋，均衡产业链配置，优化分工。

从而，进一步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镇化率，推进人口和产业的进一步聚集。

诸多意义，归结为一点，就是战略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

“中三角”的建立，是国家十四五时期重大的战略调整，是城市群发展摈弃“量”的比拼，走向动态均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