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五期：中俄文学交流

Original 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 2022-12-22

本期主题：中俄文学交流

主持人：王宗琥

王宗琥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中俄文学交流有着300余年的历史。俄罗斯早在18世纪60年代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介绍，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出自俄罗斯人之手。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虽然晚了一个世纪，但是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精神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鲁迅曾将俄罗斯文学比作“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直言俄苏文学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王蒙在《读书》上发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也坦言苏联文学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两个国家对对方文学的译介可以说同频共振，经历了三次高峰，目前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基于这样的文学交流历史，在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发挥文学交流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人文合作，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典范。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就中俄文学交流的现状与未来各抒己见，为“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献计献策，提供两国文学交流的中国方案。

新世纪的中俄文学关系

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21世纪前20年，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两国找到了和睦相处之道，中俄文学交流也再次出现向好势头。

新世纪中俄双方开始在政府层面上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对方的文学作品，“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不断推进。此外，近20年中国出版了不少大型的多卷本的俄苏经典作家作品译文集。如三联书店推出的“俄苏文学经典译著”大型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草婴译著全集》，以及更多的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普希金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茨维塔耶娃文集》等，译著质量有较大提升。新世纪以来，两国文学家的互访日益频繁，文学合作项目不断增加，苏联解体后一度中断的交流重新启动，并趋向活跃。

进入21世纪，一批基础扎实的学者开始走向收获期，一批理论思维活跃的年轻学者开始成为研究的主力军，俄国文学研究队伍保持总体健康的发展势头。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学术研究支持力度加大，数量众多的俄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获得了各类基金的资助。近些年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的就有：“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史》翻译与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等，这些项目的实施推动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走向新的高度。

俄苏文学研究成果数量增长较快，总量已大大超越此前国内的任何一个时期。以近五年（2015-2019）为例，共出版专著、编著和论文集130余种，发表论文2700多篇，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0篇。如与2005-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字相比，出版著作由年均约21种，增加至年均约26种；论文发表由年均约280余篇，增加至年均约540余篇。尽管真正高质量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但是不少成果显示出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内容更为丰硕和多元，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成绩表现在现代文论研究、文学思潮研究、经典作家研究、文学关系研究，以及重要文学现象研究等方面。当然，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也存在学风不够严谨，理论运用过于随意，研究对象过于集中，成果创见成色不足等问题，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任重道远。

21世纪前20年，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仍然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仍有不少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书写着与俄苏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联系。

中俄文学外交的可能性

刘文飞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中俄两国领导人近些年在他们的讲话中却反复强调，如今的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说“最好”，自然是认为当下的两国关系比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还要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媒体在谈到当时的中苏关系时所使用的一个频率极高的词即“关系正常化”，这也就是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两国关系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当然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起的中苏交恶而言，但同时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暗指50年代的中苏蜜月。眼下的中俄关系之所以“最好”，恰在于其“正常”，也就是既非“敌人”也非“情人”。在我看来，两个国家正常的外交关系应该呈现为多元的关系，即要同时涉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这一关系还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既要有最高领导层之间的来往和共识，也要有底层百姓之间的相互理解，既要有两国商人和旅游者的海量往来，也要有两国精英阶层的心有灵犀。这样的关系之形成，就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和能源外交，还应该依赖人文外交、文化外交。而在中俄两国的人文外交和文化外交中，我认为，文学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大胆地在这里提出一个中俄“文学外交”的概念，并尝试粗浅地论证一下中俄文学外交的可能性。

从发展文学关系入手，进一步增进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进而促进两国的文化关系，乃至国家关系，我们是具有相当厚实的基础或曰前提的。首先，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人对“文”的重视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文以载道”就是这一集体意识、或曰集体无意识的最佳写照。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文和文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盛世，除了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等，辉煌的文学成就也是其重要的佐证，比如唐代的诗歌、宋代的词、明代的曲、清代的演义和小说等等。可以说，中国人是爱好文学的，文学始终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我们在文学、文化领域也要像在经济、贸易领域一样，继续保持高度的开放态度，张开双臂拥抱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优良的、有益的外国文化。其次，俄罗斯文学可能是俄罗斯最好的东西。俄罗斯文化中长期存在着“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因为文学最终为俄罗斯赢得世界的尊重和敬佩。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举世无双的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得出手的国家名片。诗人叶夫图申科说过一句话，最好地概括了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最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有着广泛、坚实的传播基础。在言及中俄两国的交往历史和关系现状时，所谓“俄罗斯情结”是一个常被提起的字眼，而所谓“俄罗斯情结”实际上是某种“俄罗斯文化情结”，而“俄罗斯文化情结”的核心就是“俄罗斯文学情结”，也就是说，实质上就是国人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尊重和热爱。

有以上三个前提做基础，换句话说，当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遇上中国的“俄罗斯文学情结”，我们在中俄两国间展开“文学外交”的可能性便能得到确立。

重建中俄人文思想的对话

——从《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想到的

王志耕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陈建华主编，重庆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核心理念是重建中俄人文思想的对话。它的上编对巴赫金做了重点评述，还对别尔嘉耶夫、洛特曼等重要思想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做了梳理和阐释。下编分析了翻译在这一对话过程中的作用，书中的“史实”演绎与价值评判则更有分量。这为我们有选择地吸纳俄罗斯人文精神、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给我们的首先是“为人生”的基本价值观。但在独特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基本价值观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对话”性内容，直到巴赫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还原了巴赫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过程，向读者揭示了“对话”精神是如何介入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之中的。这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以及巴赫金理论在中国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形态等问题的辨析都富有启发意义。

俄罗斯的人文思想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和具体方式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这个传播过程的媒介，包括期刊、书籍出版的情况如何？翻译家作为传播主体，其传播动因、存在状况、传播效果到底如何？该书在对事实的考证和描述基础上更是做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关于俄苏文化在中国的负面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下编还专门对巴金、戈宝权、查良铮等俄苏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活动、译作及文学创作做了全面的评述，在对译介过程的历史描述中，探究了俄苏人文思想是如何作用于译介者并传达给受众的，这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也是具有首创意义的。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不仅对他者文化异质性进行了准确的辨析，而且对我们身处的同质文化加以深切体认和外位性审视，最后从多个方面将不同异质文化进行了对比，在跨文化研究中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在我看来，中俄文化交流的两个重要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是俄罗斯人文思想中的“正能量”影响了我们社会文化某些领域（如文学批评），在多大程度上遏止和冲消了我们本土文化中的“负能量”；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接受俄苏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会发生负面效应，其内在原因到底如何。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正是在该书工作的推动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在中俄文化关系研究领域，既是一部内容赅备的整体性论著，也是为后续研究开拓出更多空间的奠基性成果，期待由此展开的研究将为我们21世纪的文化建设带来更强大的活力。

异质文化和文学间“境域共鸣”的“迎汇潮流”

张冰

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部主任

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不同民族的文学有不同的发展和特点，各民族文学又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处于相互联系交流之中。任何异质文学间的交融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空间，也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学能够独立于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处的思想文化时代。纵向审视中俄文学互译复杂曲折的进程流动，维谢洛夫斯基关于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迎汇潮流”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文学何以发展，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正是在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总体文学进程中，在世界性的文学“迎汇”联结中，各民族文学得以交流发展。“文学在其本质上始终是特定意义的世界统一体，既是统一的现象也是统一的进程。”历史诗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事实的接触联系和渊源发生关系的文学史历史比较方法论尤为重要，旨在世界文学总体的跨文化视野里探明文学艺术的本质、各族各国文学独特和共同发生发展的规律特点、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轨迹以及诗学概念的内涵。文学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和有机构成之一，是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史的发展相一致的。

其二，“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受到热捧，极好地印证了维谢洛夫斯基关于异质文学文化交流中的“迎汇潮流”思想：“外来因素的影响总是取决于其内部与所作用的环境水平的一致”。这也是其早期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时的重要的论见之一。“（文艺复兴）运动被接纳及其取得的成效说明，生活本身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助力于有机发展的内部要求。”所以，不难理解20世纪上半叶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中国文学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掀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爆发的强烈建立新文学，建立新的现代文学的自觉的精神诉求。

俄罗斯对于中国文学的接纳同样如此。十月革命后，中国和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都成为苏联的同盟军。积极的“接受环境”正是维谢洛夫斯基强调的文学交流中外来文学成功进入异域的必要前提，“外来引进要求于接受者的不是一块空地，而是迎汇的潮流，是相似的思想潮流和相近的想象”。不同的接纳环境产生的是不同的接受影响，“外来借用论与自我生成论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补充，因为吸收外来影响不可能在接受的环境中没有倾向于这种影响的所谓的迎汇潮流。”

中俄文学交流的新时代

王宗琥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源远流长，而且总体而言一直比较密切。如今中俄两国的关系正在历史最好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日益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的交流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笔者认为，目前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学交流的质量，除去传播文学特有的社会教谕和审美价值以外，文学应该承担更多的构建两国新型关系、甚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务实举措，力争把两国的文学交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拓展“引进来”的范围。“引进来”的交流方式有两种，第一是直面交流，即和俄罗斯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杂志主编、汉学家等面对面的交流；第二是间接交流，即现在大多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从作品译介、作品研究、作家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史研究一直到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对薄弱环节，如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度研究、俄罗斯汉学等领域的译介和研究。

第二，多做推出去的工作。在今天中俄文学文化交流不相应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去抱怨俄罗斯方面的消极，也不应该坐等繁荣的到来，而是要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动态及时向俄方传递过去，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根据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相关的译介和研究。另外，还可以联合俄罗斯学者搞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百科辞典，以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普及和研究。

第三，加强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了解，研究外国文学不仅会失之偏颇，而且会失去根基和立场。而比较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快捷、更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更深刻地认识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特殊规律），从而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以，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也可以放在历史大框架里进行比较，考察它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类型学关系。还可以将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框架里研究。这样，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才超越了单独的国别文学研究而获得了跨文化交际的意义和价值，才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新的时代赋予了中俄文学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使命，在这个充满危机和动荡的世界里，国与国的关系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交流来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包容，才能在人类共同的威胁面前携手克坚。而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正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希望中俄的人文学者们能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积极致力于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构建新时代的和谐大国间的关系，为世界各国树立典范。我想，这样的事业才是人文学者所有光荣梦想里最光荣的那一个。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杜树标

2021-03期，总第25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姜龙范郭太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