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本/期/主/题：
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主持人：李晶
主持人：李晶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天津外国语大学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联合培养“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博士人才，迄今已有八个年头，为服务国家战略特殊需求，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期《“文明互鉴 · 文明互译”百家谈》以“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为主题，既有主持人作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博士培养项目教师代表，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文献翻译过程进行全景式、多维度的考察，更有基地英、日、俄、韩四个语种的在读博士从跨学科视角对新时期中央文献多语种外译的学理性探究。博士生们的文章凸显博士层次的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特别是对中央文献外译感性—知性—理性认识过程的升华，是“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特需人才培养成果的代表性呈现。
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文献
翻译过程的三维思考
李晶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博士生导师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的背景下，中央文献外译与传播凸显出非凡的时代意义，关乎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来考察中央文献翻译过程。宏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选材与动机，中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原则与策略，微观层面主要涉及翻译具体操作。
从宏观层面来说，译者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不同类型的文献译入或者译出，从而对社会的进程和意识形态产生重大影响。许钧指出翻译至少有三种作用：一是对译入语的影响与改造，二是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三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中央文献外译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权威性力量之一，是中国向世界“说话”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载体与表达，主要途径是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重要方式是动用国家机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外译行为。根据对国家翻译机构的调查，中央文献英译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现状的国外研究人员。除此之外，目标读者也会辐射到西方世界对于我党和我国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普通民众。与其他翻译行为有所区别的是，中央文献这一译出行为的选材与动机并非由某个单独的译者而是由国家层面所决定，即这一行为属于“国家翻译实践”，而翻译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其根本目的是维护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和话语权的争取。进入到新时代，中央文献外译的需求愈发强烈，成为践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理念的重要途径。
从中观层面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选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实现预期目的。翻译过程的中观层面会受到宏观层面的制约和影响。译者之所以选择某一种翻译策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关，翻译策略“是译者处在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张力中所做出的决策。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策略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这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文献翻译策略历时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过程与外译行为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我们在此提出中央文献范译的忠实与通顺观：在忠实层面，译者的主要意义来源和工作界面首先是文本，翻译中既要紧贴原文遣词造句谋篇，又要挖掘原文词句篇的内涵，重构原文的逻辑。中央文献代表一国的政治立场和国家形象，翻译必须以忠实为出发点和基本要求，绝不能为了迎合受众而曲解原文。与此同时，翻译并非在真空中发生，会受到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国家和领袖意志体现的中央文献更是如此，译者更应忠实于国家立场，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为根本宗旨。在通顺层面，译者在做到两个忠实的前提下，应尽量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国际宏观语境和不同目标语国家的话语特征，以利于译本在受众中的传播和接受，“让外国受众能听懂而且能听进去”。总之，译者需要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连续统中寻找最佳平衡。
从微观层面来说，译者可以通过对特定文本在语言层面的必要操作来实现中观层面的忠实和通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发生技术转向的当下，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传统的翻译技巧固然能够帮助译者解决语言转换的问题，但这种表层的语言转换借助工具可以更为高效高质地完成。基于实证的翻译过程研究也用数据证明了工具能力是译者能力的核心组成成分。中央文献翻译的译者在微观操作过程中有必要熟练掌握的工具主要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如能够载入翻译记忆库和翻译术语库从而提高译者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的软件工具，还有通过搜索引擎（如Google）或语料库工具来搜索平行文本或验证搭配和表达是否符合目标语习惯，这对于从母语译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好的翻译是“查”出来的，而不是“翻”出来的，此话不无道理，这里的“查”即是我们所说的搜索和验证。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央文献译者应敢于拥抱新技术，主动适应新时代对于译者的新要求。
中央文献翻译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治国理念、方略等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对中央文献译本生成过程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全景式考察，可以为新时期中央文献外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必将引发新时期中央文献外译人才培养的深入思考。
当好党史故事对外讲述人
罗屹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2018级英语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不忘初心，坚守使命的必要环节。中共党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之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是需要对外讲好的中国故事。向国际受众讲好党史故事，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政体和国情的了解与支持，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做出贡献。
为了向国外受众讲好党史故事，译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共党史是叙事化的历史文本，译者可从叙事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一方面提升译者源语分析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加强译语产出的叙事效果，实现讲好党史故事的目的。
修辞叙事学家James Phelan将叙事定义为“某人在某一特定场合出于某一特定目的向另一个人讲述故事的行为”，是讲述者、手段、故事、场景、受众和目的的统一体，所有这些元素决定了故事的塑造与效果，形成了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环路。中共党史的译者作为党史故事的跨文化、跨语言讲述者，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对于党史故事的有效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代理。叙事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表征，其本身就是一件由讲述者向受众传达的多维度、有目的的事件。为了以特定方式影响读者，作者对文本进行设计，对读者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施加影响。中共党史的译者应深入分析源语作者的叙事交流目的，识别作者文本设计的形式及其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与目标语文化和读者相比较，由此确立中共党史对外传译的叙事目的和诉求，预判对目标语读者的影响。
文本现象。作者文本设计的传递离不开文本中的文字、图像、策略、元素、结构、形式和对话关系，以及读者解读所依赖的文类特征和传统规约。经典叙事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总结出揭示叙事文本形式与功能的叙事学范畴，如叙述时间、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述聚焦、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成为作者讲述故事的叙事资源。同为叙事文本的中共党史，也依赖上述叙事资源塑造故事。中共党史的译者既要善于捕捉作者设计的具有独特叙事效果的文本现象，又要乐于探索对这一文本现象的再现或重构方式，以期产生较好的译语叙事效果。
读者反应。作者的文本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受读者性质及其解读活动的影响。对读者的关注是后经典叙事学的显著特性，呈现出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两大路径。修辞路径强调读者的叙事判断，包括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中共党史的译者应重视目标语读者在叙事进程中的动态反应，探索引导目标语读者做出期望的叙事判断的语言选择和翻译决策。认知路径强调读者叙事理解的认知基础，认为认知框架、脚本、图式等心理模型对于读者的叙事体验具有重大影响。中共党史的译者应加强对目标语读者文类认知假设、认知期待、认知规约的分析和判断，以符合或接近目标语读者认知风格的方式构建译语叙事，这将拉近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距离，降低叙事理解的认知负荷，产生超然的沉浸式叙事体验。
习近平用典日译的叙事性阐释
付佳楠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2019级日语博士研究生
中华典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习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中多次从文化典籍中引据经典，赋予典故新的意义和灵魂。用典又称为用事，历来是文人、学者所关注的一种语用手段或修辞方法。用典翻译在加强文化自信、传播东方文化韵味、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何将用典中蕴含的文化意象准确传达并被受众接受是一大难点。
叙事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是引发、维持、协调以及呈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之间的重要手段。Mona Baker认为这些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不仅是讲给别人听的也是讲给我们自己的。典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一种叙事形式。对典故进行翻译即是参与叙事过程的方式。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中将社会学与交际学中的叙事概念引入翻译理论，但有学者也认为“该书理论阐述过多，与翻译的联系不够紧密。但提出的叙事学翻译理论体系是比较严谨且全面的”。因此笔者依据其构建的叙事学翻译理论框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习近平用典的日译情况。
一、用典日译的叙事种类
作家在文学作品以及诗歌创作中经常引用典故来描述自己的个人经历、抒发自己的个人感受的叙事多为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指的是社团和机构组织所叙述并在其中传播的故事。从叙事种类来看，中央文献属于公共叙事，但中央文献中的用典有很多是本体叙事，如“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等诗句都是诗人抒发自己爱国爱民之心的语句，但当其作为用典出现在中央文献中时，就从本体叙事成为了公共叙事，表达的是全体党员干部应该具有的思想品德。因此在翻译用典时译者需处理好本体叙事和公共叙事的关系，使本体叙事社会化并共享叙事中所包含的社会观念。
二、用典日译的叙事策略
从先行研究中可看出，英语中多将用典的翻译策略归纳为归化和异化两种形式，还有从要素角度来考察将其分为要素添加、要素删减、要素替代三种类型。但是因为日语和汉语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与其他文字文化圈不同，用典日译的叙事策略主要有两种形式：成语的用典多采用音读法；诗词名句的用典多采用汉文训读法，这种方法介于原文阅读与翻译之间，可视为一种自动式翻译法，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中央文献中对典故的运用正是这一比喻的形象体现，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将典故的原文本移植到不同的时空语境里，将其叙事投射到新的场景并得以凸显，形成了独特的“习氏风格”，这是古与今、传统与当代、典籍与政治文献的完美结合。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掌握用典的精髓，要正确处理用典中所包含的原典含义和新典释义之间的关系，尽力做到准确无误的表达。
从俄罗斯政治语言学视角来看
政治隐喻的俄译策略
康宁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2019级俄语博士研究生
中央文献的对外宣传肩负着塑造国家形象、传扬中国国策、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是我国对外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立场的重要渠道。政治隐喻作为中央文献政治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表达方式，渗透着我国政治话语的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鉴于其本体的政治性、使用目的特殊性，以及受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语内及语外因素的影响，政治隐喻的翻译成为了翻译领域的重点和难点。能否将其内涵准确得体地传达给目的语国家受众，使读者正确理解和认同我国领导人的政治主张是中央文献译者的重要使命。
俄罗斯政治语言学起源于20世纪末，是建立在政治学与语言学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政治隐喻是该学科最重要和成果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有А.Н.Баранов，Ю．Н．Караулов，А．П．Чудинов，Э.В.Будаев，И.М.Кобозев，Т.В.Таратынова等。
作为当代政治隐喻研究的权威代表，А.П.Чудинов指出“政治隐喻是一种操控社会意识的有力工具，近年来社会对政治话语的关注显著增长，随之而来的即是政治隐喻性的强化”，基于对大量政治家语言的分析，他提出了政治隐喻的四大功能：认知功能、交际功能、实用功能及审美功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语言学家Я.И.Рецкер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政治隐喻翻译的四种策略：完全保留源语意象、部分改变源语意象、完全改变源语意象或删除意象。综上，基于俄罗斯政治语言学对政治隐喻的既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中央文献政治隐喻的俄译可采取以下策略：
1.直译法，完整保留意象，再现隐喻的认知功能
例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попутный поезд»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совместно.
2.替译法，目的语意象替代源语意象，实现隐喻的实用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讲话中提到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此处“硬骨头”指改革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但由于目的语中将人体结构用作喻体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此处采取替译法，将其译为крепкие орешки（硬坚果）。
3.保留意象，译为明喻，再现隐喻的审美功能
当目标语文化中缺乏对源语意象的相关联想含义时，可在译文中增译比喻词，将隐喻处理为明喻，以避免译文中隐喻造成的突兀。
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
Пекин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эропорт «Дасин» распахнул свои прекрасные, словно у птицы Феникс крылья...
4.意译法，不保留意象，体现隐喻的交际功能
例如：生搬硬套会引起水土不服。
Слепое копирование чужого опыта развития вызовет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адаптации.（回译：盲目照抄照搬他人的发展经验难以适应本国国情。）
5.删除隐喻
例如：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
Чтобы одержать победу в борьбе с нищетой, партия и народ должны прилагать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силия.
政治隐喻的翻译问题与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及中国国家形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树立息息相关。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是灵活的，中央文献译者应首先明确说话人的意图，了解隐喻在源语、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确定隐喻所处的具体语境后分析其功能，以便在译文中做好对应。
在中韩两国认同差异视角下
优化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策略
李文家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2020级韩语博士研究生
美国著名修辞学家Kenneth Burke提出的认同（identification）是西方新修辞学（New Rhetoric）中的一个重要观点。Burke关于修辞的定义是“人们使用词汇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用行动”,它以语言的基本功能为基础，其关键在于认同，即个体与某个特性或人之间共同的本质。
近年来，中央文献对韩国的翻译研究方兴未艾，同时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加强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工作；另一方面，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长足发展，韩国对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希望获取更多关于中国发展的权威信息和相关解读。中央文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和治党治国理念，我们需要通过准确全面的对外译介中央文献，获得更多韩国民众对我们传播理念和价值观的认同。为此，在译介过程中，译者需要在差异的视角下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认同差异。中韩两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存在根本差异。韩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很多韩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发展存在误解，甚至是排斥。中央文献韩文译本是化解矛盾、加深理解的重要媒介。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宜将缩小政治方面的认同差异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在历史方面存在的认同差异。中韩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朝鲜战争以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韩国民众对中国形成了负面、闭塞、狭隘的印象，甚至带有一些敌对的情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改变，但仍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和声音在制造矛盾。为此，加大中央文献的对外宣介力度，全面、客观、准确地介绍发展的中国迫在眉睫。
再次，在文化方面存在的认同差异。随着全球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和其所处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同源文化的差异将分化和显现。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韩国社会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物质条件优越；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等因素，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观根深蒂固。朝鲜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韩国进行全面渗透与浸染，这使韩国社会逐渐形成整合东西方文化，但同时又保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文化氛围。因此，我们在面对韩国译介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时，要充分考虑中韩两国在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选择更多适合韩国民众的表达方式，优化翻译策略，提升传播效果。
中央文献的对韩翻译工作要立足缩小中韩两国民众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08期，总第30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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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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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推动后疫情时代媒体融合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