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三十五期：翻译地理学
本/期/主/题：翻译地理学
主持人：许建忠
许建忠
主持词
翻译地理学是翻译学和地理学交叉研究的跨学科成果，就是将翻译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相关研究，将翻译及其地理因素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力求打破传统的决定论研究模式，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不但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地理剖析和阐释,而且探索翻译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重建。翻译地理学不但从理论上揭示翻译地理互动的客观规律，而且注意密切结合我国的翻译历史空间实际，立足于阐明地理空间因素影响下的翻译实践和翻译在构建地理环境中的种种问题。翻译地理学核心观点是地球是人类的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实况和人文地理种种现象，恰恰就是翻译学和地理互动研究之源。作为一门探索翻译与地理互动关系的新型的交叉边缘学科：一方面翻译地理学把翻译置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中，就其人类生活、生理特点、语言差异、人文多元、心理环境因素等诸多方面的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它也探讨翻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构建影响。
翻译地理学这一术语源于许建忠2010年出版的《翻译地理学》一书，为国人首创。该书出版后，The Translator (2011年第2期)，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11年第2期），Targe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2年第2期），Translatio（2011年第1-2期）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4日）等纷纷发表书评，盛赞其开拓之功（同时也提出善意批评），可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翻译地理学方面的专著有许建忠《翻译地理学》（2010）、许建忠和鹿彬《翻译地理学应用性研究》（2015）、鹿彬《翻译地理学视域下的生态话语构建研究》（2016），挪威翻译理论家阿尔弗斯特《文学、地理、翻译：世界书写研究》（2011）、费德里科·意达利诺的《翻译和地理》（2016）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贺爱军教授已荣膺两个国家社科项目立项：“翻译地理学视域中的浙籍译家研究（12CYY004）”和“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19AYY013）”。由此可见，翻译地理学这一术语不但已获得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而且其内容越来越丰富，覆盖面越来越广。可以预见，翻译地理学将是一个朝气蓬勃、大有作为的发展领域。
翻译地理学的话语创新与学科开拓
贺爱军
贺爱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璐璐、李峦霏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翻译地理学是以翻译为研究对象，以地理学为研究方法，探究翻译现象的形成、分布以及翻译与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其本质在于将翻译活动或翻译现象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予以审视，总结它们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变化发展规律，进而勾勒出他们的时空运行轨迹。翻译地理学在借鉴文学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之上，经过许建忠、贺爱军、意达利诺（Federico Italiano）、爱普特（Emily Apter）等国内外学者的阐发与构建，生发出系列学术话语，构建了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这些术语包括翻译区、翻译区系轮动、选择性疏忽、淘汰性压抑、再地方化等。
翻译区（translation zone）指的是以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为依托，具有相似或相近翻译特征（如翻译题材、翻译方法、翻译景观等）的地理区域。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爱普特于2006年在《翻译区：比较文学新论》中提出。她所谓的翻译区属于后现代主义概念，发生在媒介、文学、俗语之间的边缘会合处，即语言冲突区，目的在于探究语言之间、文学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翻译地理学中的翻译区是一种可识别的地理区域，具有内部翻译景观相似性的特点，与外部其他翻译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一个翻译区通常具有相似或相近的翻译景观，具有相似或相近的翻译文化发展程度以及类似的发展过程。笔者根据翻译要素（如特定语对、译者、译场、翻译景观）的地域特点将全国划分为十大翻译区——西域翻译区、西藏翻译区、秦陇翻译区、巴蜀翻译区、东北翻译区、燕赵翻译区、中原翻译区、吴越翻译区、闽台翻译区、岭南翻译区。
这十大翻译区并非整齐划一，也不可等量齐观，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有的翻译区处于翻译场域的中心地位，有的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之间在空间上同时并存，既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形成了翻译区的“区系轮动”。“区”指区域，“系”指系统，区系轮动指的就是各区域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动态演变。翻译区系在地理上展开了自南徂北，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的扩散与轮动。
任何译者均生长于特定地域和时空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文化环境及自身教育经历的影响，难以摆脱所属地域时空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产生了翻译行为上的某种主观性，也就是“选择性疏忽”和“淘汰性压抑”。选择性疏忽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一切不符合他们观点和理念的东西，淘汰性压抑使译者潜意识中拒绝一切不符合他们理念的信息。因此，与其说译者对原文地理空间的重现，倒不如说是译者对该地理空间的主观想象和重构，这是一种无意识、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行为，必然与原作者的描述和表达存在差异。
源文地理空间的再地方化（reterritorilization）构成了翻译地理学的又一话语创新。它指的是译者对源文地理空间的再现，实际上是地理知识的跨文化转换与重构，也就是说，译者出于提高译文的接受度、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其他理由，对源文的地理空间进行再地方化处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经历了解读源文的地域性、去源文的地域性、实现译文的地域性三个过程。文学的地域性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以特定的地域作为活动空间，对共享地域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取材于特定地区，语言采用特定区域方言。由于译者与作者成长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文化，他们对于同一自然风光的描写与感受也不尽相同，加之文学的地域性普遍存在，当其在异质文化之间进行语际转换时，源文的地理空间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如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人文景观在翻译家张谷若笔下变成了山东的人文景观，地中海的航海故事《奥德赛》被法国翻译家重塑为跨太平洋的航行。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翻译地理学构建了系列学术话语，体现出良好的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翻译地理学的构建体现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学术创新和学科开拓。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活动，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直是以译入为主。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翻译实践活动也随之发生转向，由译入为主转向译出为主，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中国翻译理论也同样需要这种转变。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多用西方翻译理论解释中国翻译实践，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创新，实践证明，理论不应该是外来的和强加的，而应该是从研究对象自身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翻译界应该从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实际需要出发展开翻译理论研究，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提炼中国“走出去”的方针和策略，构建新型理论体，创新学术话语，从而提高文化对外输出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能力。翻译地理学的构建将翻译研究从时间维度扩展到地理纬度，从而让翻译研究接上“地气”，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必将产生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19AYY013）阶段成果。
后疫情时代翻译地理学生态话语研究
鹿彬
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既是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多元文化发展战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化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空间生产方式，一个空间规划的战略。翻译地理学通过将翻译生产作为塑造生态的、稳定的、对话的和共赢的空间话语形式，在今后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建构中国的生态话语，将“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大度包容、兼容并蓄”等重要的中国空间的存在智慧译介并建构出来，形成翻译空间独特的生态话语品牌，并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类与自然的空间发展过程中。从翻译地理学理论视域下进行生态空间话语生产阐释，关注生态空间协同目标的实现方式和话语品牌建构，强调空间协同统一话语和生态空间群体意识。特别在后疫情时代，生态话语、人民福祉以及生命安全等生态话语将会在不同地理文化空间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世界在经受疫情考验的同时，翻译也需要做好变通和范式转向的准备，进入“生命质量”、“融合共通”和“人类共同体”发展模式新阶段，翻译地理学在这个框架结构内，将会起到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下面从上述三个方面将后疫情时代翻译地理学视域下的生态话语进行阐述。
首先，翻译地理学将人类语言活动放置在生命质量空间中考察，强调对话与交流的过程是空间个体建构生命质量群体意识的过程，也是空间自身话语生产的过程。翻译不仅仅是翻译地理空间的人类活动形式，也是空间个体的获得空间存在及其质量的话语方式，更是空间协同所需要努力建构的统一话语模式。翻译实践的顺利实施、翻译研究的文化分析以及翻译文化起源探究，都需要结合不同群体空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要素的形成，需要结合人文地理环境的形成，以及本土人类文化活动的影响和再现。地理环境作为空间文化起源、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既是翻译研究及其文化表征所需要的肥沃土壤，又是空间及其生产实践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一种地理空间的文化表征形式，将人类生命质量阐释活动扩大到多维立体空间的生态话语生产活动，不仅在可感知的具体生活环境创造和生产物质产品，也在对话和交流的虚拟精神文化方面，塑造并建构着一些看不见的产品，生产着与空间特质相匹配的空间生产成果。在这样的空间生产活动中，物质产品，以疫情时期为例，防疫物资以及特效药等产品，特别是影响到人类生存的生命质量资源，会成为人类在空间中争夺的主要对象，会由于生态、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引发冲突和战争。同时，不同空间自发形成的空间话语模式及其话语生产产品，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命质量文化建设以及生命质量资源交流的空间及其对话等形式，从而刺激一些隐藏在社会矛盾中的深层文化问题逐渐显示出来；缺乏统一认识的生命质量空间话语建构和话语生产的空间，必然以一种缺乏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立体形式，因不同的导火索爆发出巨大的危害力。
其次，翻译地理学在探究一带一路地理文化空间协同和空间话语生产过程中，将融合共通作为实现空间群体意识的桥梁。通过此次全世界抗击疫情社会现状来看，翻译地理空间语言文化表征具有重要价值。不同地理空间可能出现的种种沟通问题，为追求人类共同体的生命质量安全等目标，翻译肩负着生态空间话语以及语境创设的重要使命。确定翻译地理空间话语生产的批评范式，思考并建构翻译地理空间的生态话语秩序，从空间协同的角度审视翻译地理空间的生态话语生产，对人类空间活动以及文化建构等方面所能起到的社会改革作用，以及如何将生态的话语转化成空间群体意识的话语模式。思考并建构翻译地理学在后疫情时代实现融合共通的空间原创话语、空间再创话语和空间愿景话语等话语模式，为翻译地理空间话语生产确定重要的空间节点，为新的话语生产做准备。
最后，翻译地理学为了实现人类共同体建构目标，思考古丝绸之路上粟特和龟兹等重要古国的翻译群体活动模式，探索后疫情时代世界的新型话语模式和话语交流方式、节点、话语秩序以及话语表征等内容；结合洛阳、西安等重要节点城市的空间话语生产和建构、空间品牌建构和打造，以具有鲜明河洛地理空间特色的“少林禅武医话语模式”、“古丝绸之路艺术话语模式”以及“新丝绸之路生态话语模式”等空间话语生产成果，激发世界地理空间更多的生态话语品牌，为实现人类共同体而努力。
综上所述，实现人类生命质量共通协同发展的空间协同目标，需要从翻译地理空间的话语生产着手，从翻译群体的塑造着手，从空间协同统一话语建构着手，才能实现后疫情时代不同地理空间的生态、稳定、共赢的生存空间，建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和谐大系统、大空间。在当前防疫依然刻不容缓的特殊历史时期，翻译研究和地理研究都需要努力适应世界的变化，需要经历新型语境与范式的转向，需要关注并提出新的生态空间生产的核心话语，生成新的空间融合范畴与共通概念群，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生态空间生产的问题域，根据社会、历史、文化和教育自身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有所变更与扩容。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共同体建设需要以翻译地理研究为指导，规划布局翻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促使翻译内部环境的构建与协调发展，对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及空间地理学等相关地理学科的发展也意义深远，给予地理学研究学者一个崭新的视域，一个地理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语言文化因素，推动地理学研究将地理空间特色文化问题转向空间个体之间的文化译介过程中去，促使翻译与社会以及翻译内部之间关系的转变，不再是单纯语言层面的学术问题，而是解决当前空间协同诸多问题的社会实践问题。随着新时期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深入，以及地理空间文化的全方面渗透，翻译地理学研究将会以其跨学科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展示出蓬勃生机，从而推动翻译学、地理学以及空间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
翻译理论与人地关系
许建忠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1. 引言
许建忠的《翻译地理学》，是翻译学和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结果，就是将翻译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相关研究，将翻译及其地理因素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力求打破传统的决定论研究模式，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地理剖析和阐释。它不但从理论上揭示翻译地理的客观规律，而且注意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立足于阐明翻译实践中的种种问题。
翻译地理学中提出三大理论，即人地关系理论、文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本文只论及人地关系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因为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对人地关系的高度概括。“一方”指的是某一块地域，“水土”包括地理位置、物候环境，“一方人”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人类赖以生活的地理环境主要由四大因素组成：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这四大因素互相影响、制约，形成以海洋地理环境为中心的渔业、草原地理环境为中心的牧业及大河地理环境为中心的农业三大文明。作为文明的重要成分，语言文化处处显示着地理环境的烙印。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雕刻了各种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追根溯源，人们的语言和文化总是围绕特定的地理环境发展，而地理环境就如同土壤、水，创造、滋养并丰富着语言、文化，甚至人的个性。
由此可见，地理因素对语言文化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人类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交流不可缺少，翻译由此产生。因此，从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角度研究翻译，可谓真正抓住了其源头所在。
人地关系论，即有关人类及其各种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是指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和学说。人地关系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人地关系理论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古老的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而语言和文化又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的，这就为我们探讨翻译与人地关系创造了前提。下面我们就从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索人地关系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2.翻译理论与人地关系
既然人地是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系统，那么反映人地关系的翻译理论也不例外。世界上的翻译理论都是在其特定的人地关系中产生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翻译理论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德国可以说就是功能学派的中心地带，以色列、低地国家可以说是多元系统论学派的中心地带。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流派和女权主义翻译流派无疑也有着各自相对活跃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区域的译论流派有着大体的共同特征，如俄国的文艺学派、美国的语言学派（包括结构学派和交际理论学派等）、美国的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的释意理论等。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剖析，以便说明问题。
2.1 翻译研究的地域性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著名学者Eva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认为，从文学史上看，翻译文学既占据过主要地位，也占据过次要地位，一个民族的文学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根据多元系统论，如果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domestication)；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方法(foreignization)。这种涉及主流翻译策略取向在世界一些地区，尤其是以色列，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以色列是个新兴国家，其国民同外国文化的联系又是那么密切，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文化很难有认同感，他们不得不通过翻译向更为强大的文化学习。翻译不仅向以色列年轻的文化引入新思想，而且也引入形形色色的形式和体裁。因此，其翻译策略采用的是异化法。但用多元系统论的这一论断来解释中国的翻译现象就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现象。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其中除第二次高潮以引进西方的科技为主外，其他三次都主要为文学翻译。第一次翻译高潮（146-1111）中，佛经翻译的由始到盛，正是中国文化逐渐强大至鼎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翻译也经历了由异化到归化的历程，这与多元系统论的论断是相吻合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时期（1840-1930s），尽管中国当时的文化地位在客观上是处于劣势，但长期以来，国人无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文化中心，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根深蒂固。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体验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滋味，决意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但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面对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同一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即翻译策略是异化和归化共存。第四次翻译高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同第三次高潮大致相当。后两次高潮所出现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是多元系统论无法解释的。
显然，由于多元系统论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即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略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其无法解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些情况。其实，多元系统假设的提出者Evan-Zohar的理论局限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理论视野主要局限在他所关心的文化体系（即有其地域性），中国文化显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可以说，多元系统论对文学外，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是故意忽视的。Toury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个方便的批评讨论题目，部分原因是“它避开了任何有关国歌或《圣经》翻译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的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忌讳”。Feldman曾有如下揣测：“我觉得，他们是害怕以色列的现实中无处不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以才感到科学这个比喻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理性和客观的错觉，无疑一道极其需要的屏障，用来挡开以色列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
黄忠廉曾撰文《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充分说明了读国学经典对自己在翻译教学和研究的重大作用：
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人到中年，经常受熏于经典，有助于母语的养护。你时时会感到汉语的灵性，品味汉语的细腻，体悟汉语的高妙。经典能滋润学术之笔，靠的是经典陶冶而成的思维与表达的方式，因而能去欧化，讲谨严，求精炼，有生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洗尽铅华呈本色。
经典催生了“变译理论”。在比读《论语》、《孙子》等典籍今译本和英俄语译本时，发现古文的阐释性今译，古文的阐释性外译，加例式译写（如本报报道过的瑞士胜雅律将三十六计译写成《智谋》），非常有趣，再结合严复、林纾等国内外这种变通式翻译，于新世纪之交提出了“变译理论”，2002年出版了《变译理论》，这是受惠于经典润泽的旁证。
2.2 翻译理论被误读的情况
某地产生的翻译理论，在被引进到另一地区时，往往会受到被引进地的人地关系中所产生的理论的干扰，产生误读现象，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现仅举其中一例：
异化≠foreignizing
汉语“异化”与foreignizing渊源不同。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收录了“异化”词条。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创始于黑格尔，继承于费尔巴哈，完成于马克思。德语译名于1963年传入中国，其英语名称alienation译自德语Entfremdung。foreignizing是韦努蒂在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的术语。异化与foreignizing在体现异质性的具体方式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是源语取向的常规翻译方法，通过模仿原作传达外国文本特有的语言形式和文化特质。后者涉及翻译选材，既不向作者也不向译者靠拢，是一种翻译实验，侧重再创造和在选题或语言表达上偏离译语文化常规，构建不和谐的译文文本。中国学者外译汉时，倡导异化是为了学习西方文化；韦努蒂提倡译入英语时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n English），目的是遏制英美文化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提高译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国内的论争纯粹是翻译方法层面的，而韦努蒂的动机却是文化和政治的。纵观国内的翻译研究，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国内早就存在“归化”一词，认为是韦努蒂创造的术语。但在使用时，却沿用中国“归化”的意思。
2.3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路线
那么中国的翻译理论应如何发展呢？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应放弃其地域特色，去追求大一统的世界译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构建大一统的世界译学是痴人梦想，中国只能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子由中国人自己来走。那么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究竟应如何进行呢？是以构建对人类所有翻译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翻译学为依归，还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为目标呢？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公允。按照生态学原理，全球生态圈和地域生态圈是相互依存的，全球生态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地域生态圈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地域生态圈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生态圈。中国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世界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翻译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翻译学特色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国别翻译学特色构成了大一统的世界翻译学。那么翻译研究只有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才能保持特色，并使其小翻译研究生态圈得以保留，从而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翻译研究生态圈做出贡献。
王宏印认为，“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
3. 结语
地球是人类的家，人类与地球这种最古老的关系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源泉。不同地域产生不同的语言文化，同时也产生了具有地域色彩的翻译理论。因此，从地理学角度探索翻译，可谓理所当然。本文尝试从地理学角度探讨翻译理论问题，试图就翻译理论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探求和剖析，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翻译理论与人地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既然翻译理论因地而生，那当然要打上其地域色彩和烙印。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和使用某一地域的翻译理论时，要特别注意其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就是说，不能盲目照搬，而应批判性的予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还要求人们在探求地域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其间的协调和妥协关系，也就是说，译者既不能盲目照搬，也不能毫无根据的创作，一定要做到译文既取信于作者、取信于读者，也必须取信于译者自己，切实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有效地跨文化交流之桥。在这一具有意义的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中，译者自己要切切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桥墩工作，充分发挥自己桥梁的作用。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13期，总第35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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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期：体认语言学学科建设及相关话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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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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