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久不衰的奇异香气，来自遥远的国度，新奇的命名，特殊的功效，给人带来感官的刺激、精神的愉悦与享受，体积微小却价值贵重，都会让人好奇，产生遐思，愿意尝试。因此，西域商胡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中原的贵重物品，香料始终是大宗。《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七》引《乐府古辞》：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㲮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行胡，指到处游走的商胡。商胡，古称来中国经商的胡人，多指粟特、大食、波斯商人。这是汉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行胡”之名称，值得特别关注。“行胡从何方”，《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华香篇”作“行胡从何来”。诗说，到处游走的商胡来自何方呢？他们来自于西域各国，带来的是当地特产氍毹、㲮㲪以及四种香料——五木香、迷迭香、艾蒳香、都梁香。2013年12月上旬，昆明（图片由作者提供）历史上西域各国善于经商，代代相传。他们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旧唐书·西戎传》：（康国）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石蜜，亦作“石密”，今称冰糖。胡书，胡人的文字。中夏，中国，华夏。《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於商贾，诸夷多凑其国。”“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康国人的教育目的非常明确，从小抓起，嘴要甜，手要紧，不需要多高的文化，会记账就行，一切围绕着经商和如何赚取利润，哪怕是蝇头小利也不放弃。如果有利可图，即使跋涉万里，远走异国他乡，也绝不胆怯和退缩。《乐府古辞》中记述的商胡带来的是西域的毛纺织品及各种香料。氍毹（qú

敦煌，亦作“燉煌”，在四郡中声名最为显赫。《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曰：“敦，大也；煌，盛也。”[1]《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敦煌县》（卷四十）：“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2]武帝设置敦煌郡，就是要彰显汉帝国的声威。敦煌曲子《望江南·敦煌郡》：“敦煌郡，四面六蕃围。”[3]对于唐王朝而言，敦煌郡的设置，就像插入“六蕃围”中的一个楔子，阻挡吐蕃北上、突厥南下以及其它游牧民族从四方聚拢，防止他们形成威胁唐帝国安全的有生力量。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由此连通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一敦煌历史辉煌，其盛衰与“丝绸之路”及唐王朝的国运紧密关联。《旧唐书·地理志三》：敦煌，汉郡县名。月氏戎之地，秦、汉之际来属。汉武开西域，分酒泉置敦煌郡及县。周改敦煌为鸣沙县，取县界山名。隋复为敦煌。武德三年（620），置瓜州，取《春秋》“祖吾离于瓜州”之义。[4]五年（622），改为西沙州。皆治于三危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县七里。[5]三危山是历代敦煌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已成为著名景区，东西绵延数十公里，主峰隔大泉河与鸣沙山相望，其三峰耸立，如危欲堕，故云三危。“危峰东峙”，是“敦煌八景”之一。唐代佚名诗人《敦煌廿咏并序》其一《三危山咏》：三危镇群望，岫崿凌穹苍。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雪霜。岩连九陇险，地窜三苗乡。风雨暗溪谷，令人心自伤。[6]汉唐时代的三危山属于不毛之地，气候极端，四季雪霜，山连陇地，汇聚了多个少数民族。鸣沙山，今天已成为敦煌必游之地，载着游人的驼队行进在沙山上，再现了当年的“丝绸之路”景象。《新唐书·地理志四》：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622）曰西沙州，贞观七年（633）曰沙州。土贡：棋子、黄矾、石膏。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县二：敦煌、寿昌。[7]四郡中，敦煌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有连通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阳关、玉门关。《旧唐书·地理志三》：寿昌，汉龙勒县地，属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山，后魏改为寿昌县。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8]《通典·州郡四·敦煌郡》（卷一百七十四）：“寿昌，汉龙勒县地。阳关居玉门关之南。玉门故关，汉置也。二关之西三百余里，有蒲昌海，一名盐泽，广袤三四百里，则葱岭于阗两河之所注。”[9]阳关、玉门关是汉唐帝国的国门，也是为入华的中亚、西亚外交使团、商胡发放关牒（护照）的地方，是往来东西的咽喉要地，军事战略价值不可替代。徐俊先生说：“作为大唐帝国的西垂重镇，东西方通道，吐蕃占领以前的敦煌，处于历史上的繁盛时期。”[10]上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考察敦煌之后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丝绸之国”——中国出产的丝绸都要经过“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大动脉销往遥远的西方，而“丝绸之路”就途经敦煌，这无疑加强了中国本土对帝国西部这个要塞的控制。[11]异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敦煌必然备受重视。东汉学者杜笃《论都赋》论及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时说：“驱骡驴，驭宛马，鞭騠駃。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后汉书·文苑传上》）[12]李贤等注“一郡领方”曰：“并西域，以属国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领西方也。”注“建护西羌”曰：“杨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门，关候也。’置护羌校尉，以主西羌。”宛马，汗血马，产自大宛国。騠駃（jué

点击上方蓝字可以订阅哦！涵芬学人随笔近日，由高建新教授所著的《书中与路上的风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高教授是学者，是诗人，是作家，是摄影家，是旅行家……众多身份合于一身，使其文字洗练，境界开阔，气调高远。今日分享其中一篇《“以人生为节日”与“诗意地栖居”》，敬献读者。“以人生为节日”与“诗意地栖居”文丨高建新不止一次读丹纳的《艺术哲学》，每一次读到“希腊是一个美丽的乡土，使居民心情愉快，以人生为节日”（《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3页），心都会为之一振，沉思良久。我们是以节日为节日，希腊人是“以人生为节日”。“以人生为节日”，道出了希腊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超越寻常的价值追求。因为“以人生为节日”，所以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每一年都是快乐的，一生都是快乐的。当太阳冲破地平线带着她的光焰冉冉升起的时候，兴高采烈、充满欢喜的一天便又开始了。说到底，人只有一生，愁眉苦脸、满腹牢骚也是一生。“以人生为节日”，一生过的都是审美的生活、艺术的生活。他常会以审美的态度、艺术的心情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丹纳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希腊旅行很久，告诉我说，往往一般马夫与向导在路上采下一株美丽的植物，整天小心翼翼的拿在手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慎重放起，第二天再拿着欣赏。”（《艺术哲学》，第265页注）就追求审美生活而言，一个所谓的贵族不会比一个马夫更道德和高尚。“以人生为节日”，必定为活着而欣喜，为思想而欣喜，为创造而欣喜，更为欣赏到美景、美物而欣喜。“以人生为节日”，就不用刻意地准备什么，等待什么，不因为等待而丧失了享受人生的好时机。“以人生为节日”，就不会挂怀得失，从而破坏生命的大快活、大和谐。由丹纳的“以人生为节日”联想到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这其实是一个话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次看到“诗意地栖居”这几个字是在北京大学南门东侧由汪曾祺先生题写的“风入松”书店，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的秋日午后。也是这次，办了一张“风入松”的会员卡（会员号：001047），买到了孙周兴编选的《海德格尔选集》，回来很认真地读了一阵子。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身处的世界嘈杂纷乱，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诗意地栖居”原话出自荷尔德林的箴言诗《万恶之源》：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人乃神性之形象。这段话见于《海德格尔选集》（上册，第470页），经海德格尔的引用、评说而蜚声四方、家喻户晓，海德格尔正是从荷尔德林的诗中发现了人“诗意地栖居”的形象。构成这段话的几个关键词“劳绩”“诗意”“栖居”“这片大地”，看似简单，但仍需要做一些解释。“劳绩”，即功劳、功绩；劳动的成果。白居易《翰林待诏李景亮授左司御率府长史依前待诏制》：“某官李景亮：夫执艺事上者，必揆日时，计劳绩，而后进爵秩，以旌服勤。”“诗意”就是超越功利、不计现实得失，听任性情自由、自然地流露；“诗意”就是审美，寻求如诗里表达的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不是“附加于栖居之上的一种装饰或额外的奖励”，是发自内心的、不假外力的。“栖居”，栖息居住，在海德格尔看来，“栖居，即被置于和平，意味着始终和平地处于自由、保存和把每一物都庇护于它们的本性中的自由氛围中”（[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海德格尔》，张祥龙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4页）。“这片大地”，我以为是指我们每个人生息繁衍、直至死亡都不能离开的土地。彭富春将此句译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海德格尔说，“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脱它和漂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同上，第189页）。“此大地”非“彼大地”，“此大地”对中国人而言，就是脚下这块每日、每时都触碰的苦难又深厚的土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海德格尔说：“诗意地栖居就是保持慈爱与人心的同在。”（《海德格尔》，第95页）面对喧嚣的尘世，保持心灵的宁静和充实，不受得失的惊扰，身体自由，让慈爱长存心的深处，庇护万物于自由的氛围中，这才可能“诗意地栖居”。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和苏东坡，在东方古代的中国，陶渊明、苏东坡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敢“以人生为节日”“诗意地栖居”的人。陶渊明饱受物质贫困的折磨，却志情高远、趣味悠然。“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是“慈爱与人心的同在”的范例。别人是“爱屋及乌”，而陶渊明则是“爱乌及屋”。在东方古代的中国，陶渊明、苏东坡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敢以人生为节日的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陶渊明总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眼光审视处在无限时空中的有限人生，在生活中处处发现美并悠然地欣赏美、享受美。他在《自祭文》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他听到稻田的流水声，“倚杖久听”，满怀感慨地说道：“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云仙散录·渊明别传》）在陶渊明眼里，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稻田的流水声爽耳清心，怡情养性，能洗尽胸中尘滓，灌溉出的是希望是丰收，给人的教益远胜过师从品德高尚、阅历丰富的老者。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也称颂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汲流旧，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陶徵士诔并序》）。在青苍的庐山脚下，耕耘、读书、写作、饮酒，欣赏自然美景，与农人往来，清爽干净，自食其力，拒绝贪欲，就是陶渊明想要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无论是何种人情、物象，只要一与“陶”字相连，如陶诗、陶书、陶酒、陶琴、陶菊、陶篱、陶庵，就立即能产生动人心魄的美好境界，成为清爽至极、高洁至极、绝去尘滓的艺术化的生活象征。“乌台诗案”苏东坡大难不死，侥幸被释，出狱后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在黄州度过长达四年的贬谪生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归临泉》），“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是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物质生活困难，精神生活也困难。在这种处境下，苏东坡渴望借酒浇愁，却苦于生活拮据，无酒可饮，官酒价贵而质劣，于是只好自己动手酿酒。酒曲不好，加上酿酒的技术又很一般，酿出的酒自然是苦涩难入口。人要是落入穷途，就是一事也难成啊！感叹之后，东坡转念一想，酸甜甘苦诸味，不过暂时过口一尝而已，又何足挂怀！既然酒的本质作用是醉人，那又何必在乎佳与不佳呢？虽说客人不喜欢，但客人的喜怒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东坡于是释然了。不仅如此，苏东坡还描述了自己的一件饮酒乐事：“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西江月·小序》）这简直就是一首优美至极的抒情诗。其词曰：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在贬谪中能以如此的态度对待生活，没有旷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是不可想象的。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使苏东坡真正做到了进退自如，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虽说酒量不大，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完全地沉醉其中，但苏东坡描写的醉中景象极美，充满诗情画意：“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在火红的夕阳斜照江天之时，醉脸生春，一派和融。“醉中吹堕白纶巾，溪风漾流月。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好事近·湖上》），描绘的也是极其美好的醉酒图：在醉酒中，被风吹坠的白纶巾翩然飘入了澄碧的湖水中，溪流上正有皎洁的月光洒落，随波微漾，闪闪烁烁，如砌玉铺银。在天水一片空明之时，独乘小舟归去，一任烟波飘荡。试想，如果没有如此的洒脱和悠然风神，苏东坡如何度过一贬再贬、直至海南的苦难生涯。陶渊明和苏东坡一生遭遇艰难、屡逢困境，却把脚踏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踏在了这片养育他们的古老而苦难的土地上，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是真正的大地之子。这样看来，要想“以人生为节日”与“诗意地栖居”，至少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要劳作。要通过自己的劳作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存，这是“栖居”的物质基础。二是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深刻感知生命的尊贵，感知大地及大地上的苦难人们，而后“栖居”大地。三是听从心灵的召唤，无条件护卫心灵的自由和自然，这是“栖居”的精神基础。四是时常怀有艺术的眼光和审美的心情面对世界，这样才能入目成美，充满“诗意”。“以人生为节日”与“诗意地栖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只有“以人生为节日”，才可能“诗意地栖居”；只有“诗意地栖居”，才可能“以人生为节日”。“以人生为节日”也罢，“诗意地栖居”也罢，实际上是一种活法，是一种人生态度，体现的是个体生命要在有限的时空中超越自我、活出自我的洒脱与精彩。原载《学习时报》2014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五版以《以人生为节日》为题转载，收入本书时有增改。图书信息《书中与路上的风景》高建新

七世纪中期唐与新罗关系的转向：新罗王金春秋庙号考释附录三

东汉(25-220)朝廷对西域的治理经历了“三通三绝”，即三次进入西域又三次撤退，反映了经营西域的困难与统一局面的来之不易，业已开拓的“丝绸之路”也因此时通时闭，不能畅行。400年后，唐王朝建立。到了贞观初年，由于国家强大、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需求迫切，“丝绸之路”再次全面贯通而且日见繁荣，唐太宗大败西突厥之后对安国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新唐书·西域传下》)[1]玄奘是唐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取经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一玄奘，洛阳人，出生贫苦，父母早丧，13岁出家，成年后游历各地，拜访名师，精研佛经，未至而立之年已名满天下。关于玄奘享年，有数种说法，本文取65岁之说，亦即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2]玄奘是一位不满足现状、勇于探求的佛学家。他说：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敦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3]在讲经过程中，玄奘深感佛教各派学说分歧，“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无从获解，于是决定西行求法，亲证佛说。《旧唐书·方伎传》：“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4]玄奘陈表太宗，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批准。因为开国不久，朝廷防范西突厥，边境管理极严，百姓不得随意西行，然而玄奘决心已定，“无贪性命，不惮艰危”，决定私越国境，沿着“丝绸之路”自行前往。贞观三年（629），玄奘29岁，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前往天竺的取经之旅。王成祖教授认为，玄奘实际从长安出发是贞观元年（627），贞观三年是从高昌再次出发的时间。[5]这是一趟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旅程，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甚至丧失。玄奘是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凉州的，登坛说法一月之后决定前往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当时的“丝绸之路”分南北两道通往中亚地区：南道由瓜州越敦煌，沿着今天的阿尔金山山脉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折向西北至莎车，西逾葱岭，进入中央亚细亚；北道从瓜州北进入至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经龟兹（今新疆库车）、由疏勒度葱岭进入中亚，再西南行至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罽宾的南面就是北印度了。[6]因往来商侣多选择北道，玄奘于是选择了北道。玄奘“不敢公出，昼伏夜行”，好不容易到了瓜州。此时凉州发出公文，要求捕抓准备私自出境的玄奘：“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7]在当地僧人的帮助下，玄奘继续西行，路遇一长一少两位胡人，老者熟悉西行的路况，劝玄奘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斟量，勿轻身命。”玄奘回答：“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8]决心已定，绝不退缩。玄奘向玉门关进发，年少的胡人愿意相随，中途却又反悔，玄奘只能孤身前行：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乃知妖鬼。[9]五烽在玉门关外，每烽之间相距百里，其间没有水草。年轻胡人离去，玄奘只能只身前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寻找骸骨、马粪聚集之处，以此辨识确定道路及其走向。在行进中，沙漠上不时出现海市蜃楼般的幻象，如骑着驼马行进的军队，乍走乍停，形貌游移不定，令人惊恐。玄奘独行八十余里，来到了第一烽下，因为是偷越，几乎中箭。玄奘向守卫的校尉王祥表达了西行不可更移的决心：“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必欲拘留任即刑罚，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得到补给后继续前行，更为艰难危险的旅程在前面等待着玄奘。二玄奘冒着生命危险，绕过玉门关向西，到了莫贺延碛，在今新疆哈密东南。“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10]崔融《拔四镇议》：莫贺延大碛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焉。每灾，风横沙石飞吼，行人昼看朽骨以知道路，夜视斗柄以辨方隅。[11]伊州，治伊吾（今新疆哈密）；沙州，今敦煌。莫贺延碛的具体位置，西北起今天哈密北哈尔里克山南麓，西南至甘肃瓜州县大泉西北，广长约八百里，汉武帝之前属于匈奴呼衍王地。唐在莫贺延碛道“总置十驿”，如新井驿（今瓜州县雷墩子）、广显驿（今瓜州县白墩子）、乌山驿（今瓜州县红柳园）、冷泉驿（今哈密市星星峡）、痴崖驿（今哈密市红山墩东）以度越沙漠。[12]仪凤二年（677）高宗命安西都护裴行俭册送波斯王，“途经莫贺延碛，属风沙晦暝，导者益迷。”（《旧唐书·裴行俭传》）[13]连向导都迷路的地方，可想其道路的崎岖与自然环境的恶劣：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14]绝水四昼夜，玄奘几乎殒命于沙漠。又经过两天，玄奘才走出莫贺延碛。行至高昌，玄奘受到了高昌王鞠文泰的热情接待和大力资助，时间在贞观二年（628）。[15]玄奘谢绝了挽留，执意西行，出高昌城，进入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西南），经铁门关（今新疆铁门关）西向屈支（今新疆库车），又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碛，至跋禄迦国（旧曰姑墨），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16]跋禄迦国，旧称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一说，凌山即冰山，指今新疆乌什西北的别迭里山口。[17]凌山常年积雪不化，到处是巨大的冰川，即使是鞋套着鞋，衣服套着衣服，仍然不能御寒。山中找不到一处干燥的地方，只能“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天后方走出凌山，随行者十有三四因冻饿而死，可谓“鬼门关”。翻越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是“丝绸之路”最为危险的路程之一。翻越凌山之后，经过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昭武九姓七国(康、安、曹、石、米、何等，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兹嘎拉山口)、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北境)，《大唐西域记》卷一：“东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崇。群盗横行，杀害为务。”[18]由大雪山再向南行600余里,出吐火罗境，进入梵衍那国，其境有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大唐西域记》卷一：“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19]巴米扬大佛2001年3月被塔利班炸毁。再向前到今天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最终抵达印度的那烂陀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20]如果不是为了信仰和为寻求普度众生的正道，谁肯以受之父母的身体来到如此危险的地方游历呢？沿着“丝绸之路”北道向西，雪山冰川之外，玄奘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穿越干旱的沙漠。《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沙碛”：“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21]此，指窣（sū）堵利瑟那国，西域古国，地在今吉尔吉斯坦西北。大沙碛，系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大沙漠。[22]沙海无际，前路漫漫，不辨方向，惟以人畜的遗骨为路标。《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的记载相互映证：“又西北入大碛，无水草，望遗骨而进”，[23]这是以生命为代价对未知前路的神圣开拓。美国当代汉学家比尔·波特说：古代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路。实际上，它只是过路商队留下的动物骨骸和粪便所形成的小路。一场沙尘暴过后，小路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直到下一个商队再踩出另外一条小路。这些小路穿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从一个绿洲到达另一个绿洲。”[24]没有比追求信仰和真理更让人无所畏惧了。玄奘只身西行五万余里，历经艰辛，经过西域和中亚地区（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最终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关于玄奘西行线路，王成祖先生所绘《玄奘印度求经线路图之一（627—631）》最为清晰详尽。[25]那烂陀，是古代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88公里的巴罗贡村。敦煌98窟中有一幅描绘那烂陀寺的壁画，[26]有城墙、房舍、寺院、人物，足见其巨大的影响。依靠着无与伦比的强大信仰，玄奘终于完成了西行的伟大旅程，为后人铭记。三出行时艰难危险，归来时一样艰难危险。已在外多年的玄奘归心似箭，谢绝了印度国王戒日王的一再挽留，执意返国。贞观十五年（641），带着戒日王赠送的大象和盘缠，42岁的玄奘从钵罗耶伽（中印度古国名）启程，踏上了回国的旅程。玄奘从印度向北走了六天通过大雪山（即兴都库什山），再向北经过活国（故城在今阿富汗东部的昆都士附近）到达了葱岭。《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葱岭”条说：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27]葱岭，即帕米尔高原。热海，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大唐西域记·跋禄迦国》（卷一）：“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28]乌铩（shā）国，今新疆莎车。《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波谜罗川”指的也是帕米尔高原：

内容简介《北庭和高昌研究》一书以研究北庭和高昌地区汉至回鹘时期的历史、历史地理和考古为主。北庭研究，论述了乌孙两迁前后的活动地域变化及与北庭地区的关系；车师后部史、山北六国和车师六国问题；唐北庭都护府建置沿革和历任刺史都护节度使编年；唐朝征讨阿史那贺之役始末和历史意义；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唐代北庭与外界的交通线。论证了可汗浮图城和唐代轮台县治的方位。考古方面，重在研究北庭故城的形制和北庭故城西门外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此外，还对《后汉书•班勇传》、《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阿史那献辑传、《旧唐书•郭虔瓘传》进行了注释。高昌研究，首先对高昌地区的历史和自然地理概况，高昌地区的文化概论和特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论述。具体的研究，一是研究交河故城合高昌故城的形制布局；二是研究唐代西州的交通线；三是研究阿斯塔纳墓地发现的璧玉、纸画、伏羲女娲图、木俑和泥俑；四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流失域外壁画及相关学术问题。五是论述了吐鲁番考古学和“吐鲁番学”及其科学基础建设问题。北庭地区和高昌地区隔博格达山相望，自汉代起两者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至回鹘时期北庭地区和高昌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融为一体。本书对北庭地区和高昌地区的研究，在内涵上也多相关联，故将两者放在一起，名为《北庭和高昌研究》。2021年底开始，八旬老人孟凡人开始了自己的UP主之路，第一期视频他讲述了自己想走出书斋，跟年轻人交流。网络截图作者简介孟凡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到考古所后，曾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洛阳汉魏故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曲沃方城遗址、北京元大都遗址和新疆全境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国外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一是汉唐考古学，以宋至明代考古学为主；二是边疆考古学，以新疆考古学为主。在研究论著方面，已出版专著十多本，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目

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题记校释渴盘陀国武兴蕃高昌国天门蛮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国倭国高句骊国于阗国斯罗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檀国宕昌国邓至国白题国三

内容简介自清代以来陆续出土或被发现的数量可观的辽代石刻，尽管有些已经是残碑碎石，只留下只言片语，但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不少是《辽史》等传世历史文献没有记载的珍贵一手史料，不仅补充、纠正了《辽史》的许多缺略和谬误，而且为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以及语言文字等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剔除其中个别溢美不实之词，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果将其充分利用，结合传世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实物资料进行研究，既可解决因史料不足造成的研究困难，同时也能大大拓展辽史研究空间，对此前辽史学界尚未涉及的某些史事进行探讨，多出研究成果，起到填补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作用。由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内辽金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张国庆所著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辽代石刻所见辽朝史事研究》，就是一部对辽代石刻进行个案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利用已经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实物资料，从军政外交、工商贸易、职官制度、社会习俗、历史地理以及辽人墓志诸问题六个方面，对辽代石刻所见辽朝史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个案专题研究，在辽朝初期的内外战事、使臣选派与馆驿设置、官员的考绩与迁转、城镇里坊与城市管理、基层组织“里”与“村”、边铺设置等方面，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在捺钵随驾官置设、赐婚现象、乡里组织及城市里坊、手工业门类及特色、工匠及其管理等方面填补了辽朝史事研究空白，既打破了此前辽史学界仅仅依靠少量传世历史文献进行辽朝史事研究的局限，补正了《辽史》记事缺漏、讹误等不足，也大大拓展了辽史研究的空间和范畴，彰显了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在辽朝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简介张国庆，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员、辽宁省辽金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辽史、古代东北地方史研究，是国内辽金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部“211工程”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子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或一般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等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辽代契丹习俗史》《辽代社会史研究》《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等，参与撰写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曾获辽宁省社科成果（论文）一等奖、（著作）二等奖，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一等奖，多篇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摘报》等转载、摘编。

丝路是一条由商贸推动文化交流的五彩路，为汉唐的开放和强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只要走上丝路，就会激发一种久违的英雄情怀，产生无数的联想和想象，关于战争的、边塞的、商贸的、奇异物产的、未知世界的。沿途民族风情浓郁，有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形态丰富的文化景观以及大快朵颐、一尝难忘的美食、美酒。一

摘要：历史上，在丝绸由中原地区向西传播过程中，也传入了青藏高原地区。公元7-9世纪唐地丝绸大量输入吐蕃，受到吐蕃贵族及上层人士的喜好与珍视，形成“重汉缯”的社会风气。但吐蕃气候寒冷,并不适合穿着丝绸,吐蕃贵族除用作头巾和衣饰以体现身分与等级外,一般不直接穿着丝绸。因实用空间受限，丝绸趋向了文化象征意义的发展路径。吐蕃中后期丝绸与佛教信仰日渐结合，成为体现佛、法、僧之崇高地位和表达敬仰的特殊礼仪品，也被用作祭祀神灵之物。此外，还作为酬金、借贷和利息等进入交换领域。吐蕃丝绸使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价值，这也奠定了后来藏地丝绸使用的基本路径。关键词：吐蕃；丝绸；礼仪品；象征意义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罗宏，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

摘要：本文通過藏、滿、漢、法文等多語種史料，考察康熙、雍正年間的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之事蹟，指出其曾於蒙養齋學習欧洲數學知識，後以駐京達喇嘛的身份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譯本的校勘工作。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他曾作為欽差，經西寧、拉薩乃至岡底斯山進行測繪調查，最終經由昌都、甘孜返抵成都，其測繪成果直接影響了一七一九年《皇輿全覽圖》的增訂，促成十八世紀東西方知識界對喜馬拉雅地區的地理認知。一七二〇年代他曾往來於拉薩、西安與打箭爐之間，負責為清朝管理邊疆情報、地方稅務以及族群關係。在對楚兒沁藏布生平事蹟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揭示清代中國的西藏測繪與資讯網絡，曾直接推動十八世紀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全球化以及歐亞資讯網的整合。關鍵词：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tshul

马是国家军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战斗力的体现，为了边防及应对经常发生的边塞战争，唐王朝大规模养马，牧场遍及北方。“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2]“牧马一百二十匹，成为一群，群置牧长。十五个牧长之上置牧尉一人。牧尉之上置牧监。”[3]唐代的养马之地多数在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区域，所养之马多为胡马，品种优良，如杜甫《李鄠县丈人胡马行》所咏：“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胡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欧阳修《论监牧札子》说：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邠、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皆不可复得。惟闻今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牧养，往时河东军马，常在此处牧放。今马数全少，闲地极多，此乃唐楼烦监地也。[4]岐，岐州，即扶风郡，在今陕西西部，辖境包括宝鸡、凤翔、岐山、眉县等市县；邠，邠州，又名新平郡，约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等县；泾，泾州，又名保定郡，约当今甘肃镇原、泾州、灵台等县；宁州，又名彭原郡，约当今甘肃正宁、宁县、合水等县；河曲，黄河弯曲之处，李益诗所谓“黄河东流流九折”（《塞下曲》其三）。《新唐书·突厥传上》：“初，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5]以此观之，唐代所谓河曲即指上述六州之地，黄河流经的今宁夏、内蒙古、晋西北一带；[6]银，银州，治今陕西儒林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榆林、米脂、佳县以及衡山县东部地区；夏，夏州，今陕西靖边、内蒙古杭锦旗、乌审旗一带；楼烦，楼烦郡，今山西忻州一带。“欧阳修的这一概括，基本上勾画出了唐代监牧的地域分布，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繁衍，故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的畜牧场地，到了唐代，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官府畜牧业勃兴的优良载体。”[7]欧阳修担心失去了像唐朝那样宽阔的牧马之地，北宋的国防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比唐人更喜欢马的了。从帝王到平民，从男子到妇女，没有不喜欢马的。唐太宗有“十骥”“昭陵六骏”，唐玄宗有“照夜白”“玉花骢”。养马业的繁荣，也为唐人喜欢马提供了条件。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极写骏马之美，唐人对马的喜好由此可见一斑：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请君鞴出看君骑，尾长窣地如红丝。自矜诸马皆不及，却忆百金新买时。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高。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豪。诗人把卫节度的赤红色的骏马写得生机勃勃、活灵活现，从马的毛色、装扮一直写到精美的马具，如紫色的马笼头、珊瑚装饰的马鞭、玉饰的马鞍、丝绸质地的鞍鞯等，再写到马长尾拖地、碧蹄上翻、急速奔驰的优美姿态。诗如图画一般绚丽多彩，看得出来，诗人不仅懂马，而且爱马。五代赵喦《八达春游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了八名衣冠华贵之士，骑着骏马出游，或回首召唤同伴，或挥鞭促马前行，人与马的神情、动作各有不同，八匹马马蹄轻快，均作奔跑状。园林中的草地、树木呈现新绿之色，表现出春游之愉悦气氛。赵喦去唐不远，其作品最能表现唐人骑马奔驰之风采。五代词人毛文锡《甘州遍》（其一）可看作《八达春游图》的注解：“春光好，公子爱闲游，足风流。金鞍白马，雕弓宝剑，红缨锦襜出长楸。”锦襜（jǐn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也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

其次，翁丁安装了消防桩而不通水，老远赶来的消防车发挥不了作用；村民绝大部分被迁移到数里之外居住，老房常无人看管，灭火器形同摆设——面对这样的事实，却得出“传统体系在演进中一败涂地”的结论，是否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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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综合性的研究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收录12篇论文，探讨民间信仰的研究方法、资料、理论等问题。

特别需要向各位读者说明的是,本版因故删除了94幅地图,即1998年版的第五卷,其余内容均予以保留,仅对1998年版翻译不准确或有误的地方进行重新校译修订,使之在翻译质量和编校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前引《晋书·刘元海载记》《前赵录》等还叙述了东汉以来南匈奴入居内地及汉、魏、晋对其统治的情况；因文字过于简约，且有一些错讹之处，故不引证。下面我们根据秦汉以来的史籍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美］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118.00元

民国时期广东学人的西南研究理论与实践，呈现出将西来的人类学理论融入传统史学当中的特点，形成了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学的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地处广东的学界同仁在民国时期开展了一系列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倡导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分析融入一体,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交叉借鉴的学术范式。今天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南方学界就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它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探索了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人类学之间的互动勾连，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特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职员合影（前排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顾颉刚、沈鹏飞、黄仲琴、容肇祖）

作者简介：李思莹（1993－），女，江苏南京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史、满文文献研究。2018年6月30—7月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欧亚古典学系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6月30日上午9时，“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内亚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学者把清史研究的范围多限制在中国内地或中原王朝，但内亚史也是清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内亚地区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此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举办历程。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清代多族群文化交流”等9个研究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1．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研究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林士铉副教授以“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为题，讲述了《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由来，探讨了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仪注内容是否确实进行过该图卷所呈现的贡马仪式，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图卷背后所反映的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变化及汉文文献未载的原由。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小松原友里研究员展示了廓尔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贡象活动，通过考察廓尔喀贡象与清朝驯象所之间建立的联系，分析了贡象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驻藏大臣在清廓信息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阐明了清朝中央、廓尔喀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年旭以福州开港与琉球馆为中心，探讨了鸦片战争背景下清、英双方在福州开港、领事馆选址等事件中的博弈，以及琉球自身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藩属体制内部的互动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闶在对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进行全文转写、翻译的基础上，考察了该书与《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的关系。他认为，该书成书背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将该书与《皇舆全览图》相结合可以构成康熙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情形认知的完整图景，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2．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研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庞晓梅研究员以“圣彼德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的圣旨”为题，展示了清代皇帝封赠官员的诰命、敕命文书，阐释了官员受封仪式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哈萨克斯坦国立L.

在《史记》中有关中国边疆民族的六个列传中，有三个列传与匈奴相关，数量上占了《史记》边疆民族列传的一半。对此，司马迁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University）社會學碩士和澳洲國立大學（ANU）人類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副教授、宗教學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中國宗教學會理事，美國科學研究宗教學會（Society

编辑部为读者朋友从地理历史,心理学,政治问题,蒙元史角度精心挑选了4本书,订阅2018全年杂志，即可从以上图书中任选1本，感受思想与书香的融合。

1912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中等新论说文范》，其中说：“洪杨固革命健儿，而恣行屠戮，似相猜忌，实不出盗贼伎俩。爱国英雄，民胞物舆，何必祖述洪杨，反滋吾民疑窦，特揭而出之，足为爱国者作一殷鉴。”

测试语种：2018年测试语种12个，分别为西双版纳傣语、德宏傣语、彝语、傈僳语、景颇语、拉祜语、佤语、纳西语、苗语、壮语、哈尼语、白语。藏语使用藏文五省联考成绩，不再组织口语测试。

新疆天山乌梅产自天山山脉,为蔷薇科落叶乔木植物梅的近成熟果实,经烟火熏制而成。其个大、体重、肉厚、乌黑、完整,果肉柔软,椭圆形,内含一粒淡黄色小核,口感甜中带酸,有嚼劲,拿在手上很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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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联合主办“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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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观点的人进一步认为，“过去派往边地服务的人员，事先都未充分准备使之学习边地语文、了解并习惯边疆生活，所以工作时不免发生障碍，今后边地服务人员，应先边地化，才能负起边疆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使命。”

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为360名左右，与十二届相同。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马戎摘要：对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国家，国内地区间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模式等方面进行整合是历史的必然，需要建立学校接受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也需要推行国内通用语。由于中国各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现代学校体系的发展呈现地区“梯度”现象。同时，少数族群人口规模制约了母语出版物的发展，汉语成为中华各族学习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1949年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语学校”和“汉语学校”双轨制。由于“民语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少数族群劳动力很难进入“非农”行业就业，2000年后新疆等地少数族群劳动力就业形势愈发严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成为中国少数族群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桥梁，这是国家教育政策调整所需研究的重要专题。关键词：现代知识体系

Academy)王宽诚奖学金资助赴剑桥大学东方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同时被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狄排除在外的华夏认同要好，所建立的资源共享国家远较过去垄断核心区域资源的中原帝国要进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近代中国有这么一个国族国家

编者按：近年，伴随中国民族史学科研究整体转型和转向，我们出现了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式、范式，主流研究趋势凸显为王朝观、国家观和民族认同研究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民族史学科要体现民族性”。

China，恰恰强化了ethnic的族别意识，而疏离了national的中华民族意识。因此，从建构中华民族的理论观念和整合实践的要求去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表述应该是The